先说结论：新加坡高等法院在一起涉案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族信托纠纷中裁定，信托文件里「任何冲突与歧义，由保护人以唯一及绝对酌情权最终解决」的条款，无效、不可执行——因为它实质上把法院「请」出了信托。判决书案号[2026] SGHC 190，由Kristy Tan法官于2026年9月18日作出，10月16日经《商业时报》与Singapore Law Watch报道后，在信托业界引发广泛讨论。
这宗「Moss信托」的安排，与中国家庭熟悉的离岸结构如出一辙：委托人Mossanen为妻子和两名子女设信托，受托人是瑞士宝盛银行旗下的宝盛信托（新加坡）公司，信托财产为现金及持有英美房产的投资公司股份——包括伦敦一栋19世纪二级保护建筑豪宅。四名原告是委托人本人、两名子女和一名保护人；被告是受托人。
时间线是理解这桩官司的关键。2017年，信托改为不可撤销，修订权交给妻子；2019年妻子拒绝行使，各方签署修改文件，把修订权改由受托人行使（须经保护人同意），并写明妻子身故后，信托余额平均分入两名子女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信托；2024年信托契据重述，加入了后来引爆争议的那句话：冲突与歧义由保护人「唯一及绝对酌情权」解决。2024年11月10日，妻子去世。
麻烦随之而来。妻子在世时，受托人从未质疑历次修订的效力；她去世后，受托人却突然变卦：主张2019年之后的修订「极可能无效」、信托应以2017年版本为准，并称「分资产」还是「分持股公司股份」存在不确定性——两种分法在英美两地的税务后果并不相同。分配就此停滞，一家人把受托人告上法庭。
法院怎么判？逐项表态：2019年修改有效，两名保护人任命有效，信托现行条款以2024年契据为准，受托人必须把全部信托财产——包括持股公司股份——平均分配给两个特拉华信托的受托人。但就是那句「保护人说了算」，法院站在了受托人一边。逻辑只有一步：解释契据不是行使酌情权。判决书第187段写道，真正意义上的酌情，是在两个或以上可行选项之间自由选择；解释条款只有对错，没有选择。让保护人的解释「终局」，实质是排除法院对信托的监督管辖。法院援引英国In re Raven（1915）与In re Wynn（1952）确立的规则：排除法院管辖的条款违反公共政策，无效。
代理原告的Drew & Napier律师指出，此类条款在离岸信托中相当常见，新加坡此前从未有判决处理过其效力——这正是同行认为本案「将对信托行业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对中国家庭的意义很直接：保护人的权力可以很大——监督受托人、否决重大事项、同意修订——但「最终解释权」这一项，写进文件也拿不到。
能带走的东西，一张对照表：
| 保护人条款写法 | 效力 |
|---|---|
| 任免受托人、修订信托、出售核心资产须经保护人书面同意 | 有效 |
| 保护人行使权力须为受益人利益，接受法院监督 | 有效 |
| 冲突与歧义由保护人「唯一及绝对酌情权」最终解决 | 无效——排除法院管辖 |
与其写一句「谁说了算」，不如逐项写明：谁、在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前者在会议室里最有力量，后者在法庭上才站得住。
信源说明：本文事实依据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书[2026] SGHC 190（Fereydoon Mossanen & 3 Ors v Julius Baer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td，2026年9月18日判决），及《商业时报》/Singapore Law Watch 2026年10月16日报道。
本文仅供一般信息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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