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r 诉 Baranow：同居 25 年分手，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告「共同意图归复信托」退出家庭财产舞台

加拿大普通法省份的同居伴侣没有婚内财产分割法保护，分手时的财产救济长期依赖衡平法：归复信托与不当得利。前者要求证明出资或「共同意图」，后者要求证明得利、损失与无法律理由。两套工具在几十年的判例里纠缠不清——到底按出资算，还是按服务算，还是按关系算，各法院各行其是。Kerr 与 Vanasse 两案把这种混乱推到了最高法院面前。

Kerr 与 Baranow 同居超过 25 年。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各自为共同生活出力。分手时 Kerr 已经中风、行动不便，Baranow 甚至提出反诉：这些年我照顾你，你也因我而得利。Kerr 的请求很传统：她对 Baranow 名下的房子主张三分之一（一审判了 $315,000，同时判每月 $1,739 赡养费）。上诉法院把这条路堵死了：双方互相给付的利益构成「法律理由」，财产请求驳回。

Vanasse 与 Seguin 的故事更典型：12 年同居，前四年两人各自发展职业；1997 年她请假离开岗位，随他迁居哈利法克斯，此后三年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他在外面长时间工作、频繁出差。分手时双方都承认他因她的付出而不当得利——官司只打「怎么算」：上诉法院说把她当 unpaid employee 按服务计费再互抵；她说我们是共同事业的合伙人，该按贡献比例分财富。

2011 年 2 月 18 日，Cromwell 大法官执笔的判决（其余七人附议）同时回答了两案的问题。第一刀砍向归复信托：判决直言，「共同意图」归复信托是「纯粹的加拿大发明」，自 Pettkus v Becker 以来在家庭财产案件中「已无 further role to play」——家庭关系破裂时的财产请求，统一走不当得利。第二刀理顺救济：得利与损失的证明不再要求与特定财产的直接对应；「法律理由」阶段不应考虑相互给付，那是救济阶段的事。救济计算上，法院给出了「common sense」方法：若不当得利表现为一方保有共同家庭事业积累财富的超额份额，就按贡献比例分——共同家庭事业从相互努力、经济整合、实际意图、家庭优先四个维度认定。

结果：Vanasse 案一审的按比例计算恢复；Kerr 案的不当得利请求发回重审（Kerr 需证明这段关系构成共同家庭事业且其贡献与财富积累相关——她与 Baranow 财务相对独立，这条路并不好走），赡养费原判恢复。

这纸判决重塑了加拿大同居分手的财产秩序：从「证明信托」转向「证明关系与贡献」。对财富规划者的含义同样直接——同居伴侣的财产风险不由婚姻法定制，而由关系的事实样态决定：账户、房产、事业投入的整合程度越高，分手时的可分配面越大。

概念清理。法院把半个世纪的判例混乱归因于两套框架混用：归复信托管「谁出资谁拥有」，不当得利管「关系破裂时的返还」。家庭场景中真正有用的是后者——它不问出资形式，只问得利是否正义。宣告归复信托退出，是为了终结「同一个事实两套算法」的不可预期性。

分析阶段各司其职。相互给付放错了位置会毁掉整个请求：放在法律理由阶段，任何一段互相照顾的关系都自灭；放在救济阶段，它只是抵扣项。法院据此纠正 BC 上诉法院对 Kerr 案的错误。

人的关系不能套资产负债表。判决直言：家庭关系破裂的法律后果应真实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应强加一种不能反映关系真实性质的人工资产负债表方法——这是「共同家庭事业」四维分析的规范基础。

救济的层级。金钱救济为原则，推定信托为例外（金钱不足+因果联系）；这一层级保持了财产性救济的稀缺性，也给了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灵活校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