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诉钦某某等遗嘱继承纠纷案——中国"遗嘱信托第一案"：一份没写"信托"二字的遗嘱，被法院认定成立遗嘱信托

李某明的一生横跨两个家庭。1980 年他与李某莉结婚，生了女儿李某；2006 年起他与钦某某生活，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前段婚姻拖到 2012 年才由法院判决离婚，2013 年 9 月他与钦某某正式登记结婚。天不遂人愿：2015 年 5 月，年仅两岁多的次女李某佳病亡；8 月，李某明自己也查出绝症，住进上海瑞金医院。

自知时日无多，2015 年 8 月 1 日——去世前十天——他亲笔写下遗嘱。这份遗嘱没有走"一人一份"的常规路线，而是开宗明义：财产总计约 1,400 万元，包括元普投资 500 万元、上海银行及招商证券约 500 万元、三套房产。处理方式是：在上海再买一套约 650 万元的三房两厅，"只传承给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现有房产可出售，出售所得并入"李某明家族基金会"；妻子钦某某和小女儿李某今每月领生活费 1 万元，医疗费全报销，小女儿学费全报；钦某某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四人共同负责管理，每年各领管理费 1 万元。

其实这已不是他第一次立遗嘱。2014 年 11 月 23 日他就写过一份自书遗嘱，其中明确出现过"信托"二字——这为日后法院认定他的真实意思留下了关键证据。2015 年 8 月 11 日，李某明去世。

人一走，钱就成了战场。前妻所生的女儿李某把钦某某和小女儿李某今告上静安区法院，主张按遗嘱继承 805.26 万元遗产；钦某某则一方面主张遗嘱实际无法执行、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另一方面主张婚前财产协议不存在、丈夫名下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应先析出自己的一半。三兄妹作为第三人表示愿意担任管理人和受托人，并向法院提交了信托管理计划。

静安区法院查明：李某明与钦某某名下夫妻共同财产为 8,542,396.42 元及 8,876.03 美元，析出配偶份额后，遗产折价总值为 4,150,421.28 元及 4,438 美元——离遗嘱设想的 650 万元购房款已有缺口。但法院没有据此把遗嘱整体推翻，而是认定：李某明的意思是把遗产作为整体交由第三方管理、实现所有权与收益权分离，这完全符合信托的法律特征；2014 年遗嘱中的"信托"二字与 2015 年遗嘱相互印证。2018 年 10 月 29 日，静安区法院判决确认李某明通过 2015 年遗嘱设立信托有效，三兄妹为受托人。

二审中钦某某改口，先拒绝担任受托人、又申请成为遗产管理人。上海二中院认为其出尔反尔有违诚信，不予准许；2019 年 5 月 30 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同时指出：因股市波动，购买 650 万元房产等内容已无法执行，但该部分不可执行不影响信托设立及生活费给付等其余条款——部分内容无效，不牵连整体。

值得玩味的是结局。据《法治周末》2025 年 3 月报道，这份经过两审法院确认的遗嘱信托，最终因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而终止，信托财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并分配完毕——李某明的传承愿望还是落了空。司法确认了遗嘱信托，却没能保住它。

法院对遗嘱的解释采取目的解释而非字面解释：从遗嘱目的看，李某明要的是让继承人及直系后代获得稳定收益、把处分权与收益权分离；从上下文看，650 万元购房条款写明"并入李某明家族基金会、由管理人统一管理"，与其他资产的安排一致——既没有剥夺妻子的继承权，也没有安排女儿们直接继承。"永久不得出售"在法律上并非不能实现，恰恰是信托制度的功能所在。

在信托成立的技术层面，法院补上了受托人缺位的环节：遗嘱指定的管理人即遗嘱执行人和信托受托人，四人中一人明确拒绝，其余三人向法院提交信托管理计划、承诺信托。按《信托法》第十三条的补位机制与第八条"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的规则，信托自三兄妹承诺时成立。

法院还主动作了释明。一审判决专门就部分民事信托事宜向当事人释明——这套法律关系太过新颖、缺少先例。法院提醒三名自然人受托人：必须恪尽职守，若违反信托目的处分财产或处理事务不当致信托财产受损，受益人可要求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等于把营业信托的信义义务标准，原样搬给了三个普通上海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