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凯文、吕某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案——香港富豪遗嘱信托下的内地股权：受托人可以把遗产公司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

翁祐的安排在纸面上无懈可击：香港法下的遗嘱信托，四位受托人手握绝对酌情权，13 名受益人坐等 17.2 份分配。问题出在最重要的一块资产动不了——内地有利公司的 80% 股权一直登记在死者翁祐名下。人已过世，股权挂在逝者头上，无法年检、无法管理，2004 年去世，拖到 2010 年仍未收集处置。

2010 年 12 月 30 日，四位受托人以翁国基为被告、有利公司为第三人，向顺德法院起诉要求实现遗产继承。一审被裁定驳回起诉后，佛山中院（2013）佛中法民四终字第213号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审理；受托人随即撤诉，改向佛山中院另案提起变更公司登记之诉（(2013)佛中法民二初字第11号）。

2014 年 1 月 22 日，佛山中院 11 号判决：确认四名受托人有权持有有利公司登记于翁祐名下的 80% 股份，公司应将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于四人名下并办理登记。经四人协商，股权按每人 20% 过户，2014 年 10 月顺德市场监管部门依执行函完成了变更。受托人终于拿到了股权——名义上的。

香港战线却在崩塌。2019 年 7 月 23 日，香港高等法院在杂项程序（编号 1682/2016、1568/2017）中判决：将翁某2 等四人撤职，委任毕马威的吕某及帕某·考利为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遗产拖了十五年没分下来，受益人的耐心早已耗尽。

早已年满 18 岁的受益人翁凯文在内地发起了反攻：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张 11 号判决损害其权益——他已经成年，有权自行持有自己 4.65% 的份额，要求把登记在翁祐名下的 80% 股份中属于自己的部分直接变更到自己名下。案件经一审、二审后打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2020 年 11 月，新的受托人吕某、帕某·考利亦获准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0 年 12 月 30 日，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11 号判决不违法，不应撤销。理由层层展开：股权登记在死者名下无法管理，受托人登记持股有利于遗产收集、管理与分配；一、二审判决确认的是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权利，并非股权所有权；现行法并未禁止受托人成为遗产关联公司股东。而翁凯文要求按 4.65% 直接登记股权，既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遗嘱——遗产尚在收集管理阶段，债务税费未定，其继承份额尚未确定。至于受托人适任性争议，最高法指明出路：另行诉讼解决。判决同时敦促新旧受托人均应勤勉尽责、加快变现与分配——毕竟，翁祐 2004 年去世，至此遗产已拖了十六年。

最高法的实用主义立场贯穿始终：制度的目的是让信托跑起来。判决反复强调"如果不按照 11 号判决的方式处理，案涉遗产将难以管理、难以确保遗嘱的执行和信托财产的收集与分配"——在遗嘱信托与遗产管理人制度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受托人名义持股是功能上必需的临时安排，而非所有权的授予。

对受益人权利的保护，法院给出的通道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的：受托人取得的是管理权，受益人保留的是按遗嘱分配的受益权；若受益人认为受托人不适任或侵权，应通过法定程序解决——本案中香港法院撤换受托人正是该机制的运作实例，最高法还准许新受托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令内地程序与香港程序衔接。

判决最后一段罕见地对当事人提出了期限要求：敦促新旧受托人审慎尽责、加快遗产收集处理变现、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分配，并指出翁祐 2004 年去世至今遗产事宜一直未处理完毕的不正常状态——最高法在用判决书本身向受托人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