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某甲诉李某遗嘱继承纠纷案——『剩余财产成立曾氏基金』被两审法院否定：一句模糊的公益心愿救不了遗嘱信托

曾金生的遗嘱只有寥寥数语，却在中国信托法司法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他去世后，侄子曾某甲持遗嘱要求婶婶李某交出剩余遗产，由自己与曾某丙『成立曾氏基金』并管理使用。一审法院从尊重遗嘱人意愿的角度出发，认定遗嘱系曾金生真实意思表示，判决支持了曾某甲分割遗产并管理使用的请求。

李某不服提起上诉。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遗嘱内容进行了逐项检视，发现这份『设立基金』的遗嘱几乎欠缺信托成立的全部实质要件：对曾氏基金如何设立没有说明，对基金设立的目的没有交代，对基金如何运转、财产如何分配、如何使用等均没有明确，对遗产具体由曾某甲如何管理使用也没有明确的要求。

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是一个朴素的公平问题：如果仅凭一句模糊的公益心愿，就能把遗产从配偶的法定继承中剥走，交给侄子去『管理使用』，那么每一个法定继承人的地位都将系于遗嘱人的一时兴趣。法院无法用一个模糊的公益目的来剥夺其配偶的法定继承权。据此，二审改判驳回曾某甲要求分割遗产并交付管理的诉讼请求。

曾某甲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江西高院作出(2016)赣民申392号民事裁定：被继承人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但是其遗嘱内容过于简单，曾氏基金的财产范围、受益人范围均无法确定，该遗嘱根本无法执行，故驳回再审申请。至此，这场围绕『曾氏基金』的继承官司尘埃落定——遗嘱人从事公益的意愿真挚，但法律无法执行一份没有信托目的、没有受益人、没有财产范围的『信托』。中国政法大学信托法研究中心主任赵廉慧教授多次援引本案，与上海二中院(2019)沪02民终1307号『李某4家族基金会』案对照，说明遗嘱信托的成立取决于要素齐备与否，而非名称或意愿本身。

信托成立的要件审查：根据信托法，设立信托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合法的信托目的、确定的受益人或受益人范围。本案遗嘱只表达了『成立曾氏基金』的意愿，对基金目的、运转机制、财产分配使用规则、受益人遴选均无任何安排，导致信托财产确定性与受益人确定性双重缺失，法院无法通过解释补足当事人意思的不足。

与法定继承权的平衡：曾金生的配偶李某是法定继承人。法院指出，无法用一个模糊的公益目的来剥夺其配偶的法定继承权——在遗嘱安排无法被认定为有效信托时，遗产回归法定继承轨道，这是继承法与信托法衔接的底线。

再审查的补充理由：江西高院进一步指出遗嘱系真实意思表示、应受保护，但内容过于简单、根本无法执行——真实意愿不等于可执行性。与上海『李某4家族基金会』案（(2019)沪02民终1307号）相比，后者遗嘱对财产范围、受托人、受益人、分配规则均有明确安排故获认可，两案对照勾勒出遗嘱信托成立的司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