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徐某受贿案——国有信托公司业务负责人把承销权变现成『合伙分红』：两高金融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信托产品的承销权，在资金端竞争激烈的年景里是一份含金量极高的资源：谁能拿到某国有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承销资格，谁就能坐收承销费与代销分成。2017年至2020年，李某利用其南京、苏州业务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与业务部门经理徐某一起，把这一资源变成了私人变现工具——公司信托计划的承销，违规交给了苏州某公司。

苏州某公司并非金融机构，根本没有承销资质上的正当性，它能拿到业务，靠的只是两位信托公司实权人物的授意。更精妙的一步是：李某、徐某还安排信托计划的融资方与苏州某公司签订委托销售协议，让利益输送显得像正常市场交易。承销费、超额代销费、体外费用支付，层层分流，本应属于国有信托公司的收益，最终进了私人腰包。

变现需要洗一层马甲。2018年起，两人与苏州某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某共谋，以『合伙经营公司、分配利润』为名收受好处——他们不实际出资，不参与经营，只按约定分利。这种『合作经营』型受贿的手法，把权钱交易包装成生意分红，试图绕开受贿罪的直接证据链。2018年至2022年间，李某以此方式收受财物共计1435万余元（其中80万元尚未实际取得），徐某收受1431万余元。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提起公诉。鼓楼区法院认定两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受贿罪且系共同犯罪；李某有未遂情节、两人坦白，依法从轻。一审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徐某十年六个月，各罚金120万元。两人上诉，南京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5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6件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本案入选，官方定性直指『合作经营型受贿』：让新型腐败不新、隐性腐败难隐。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者众多、金额巨大，承销环节的腐败侵蚀的不只是公司利益，更是整个资金募集环节的公正性。

本案认定的关键在于穿透『合作经营』的外壳。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存在对价关系。李某、徐某不实际出资、不参与经营，却稳定分得巨额『利润』，其分利依据正是他们手中把承销业务输送给苏州某公司的职务权力；所谓合伙分红，只是把承销权变现的中转站。未出资却分利的安排，无法用正常商业合伙解释。

利益输送链条的完整性由两段事实构成：前段是职务行为——违规将信托计划承销业务交给资质不符的公司、安排融资方签委托销售协议；后段是财物回流——以利润分配名义收取的1435万余元与1431万余元。两段之间由共谋连接，共同犯罪的认定顺理成章。

量刑上，法院认定李某有80万元未实际取得的未遂情节、两人坦白，依法从轻，最终刑期在十年以上但未顶格。两高将本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时强调：金融领域新型隐性腐败——以劳动报酬、合作经营分红等名义变相受贿的『旋转门』『合作经营型』受贿——须穿透惩处，让新型腐败不新、隐性腐败难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