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奕宁诉中信信托营业信托纠纷案——触及平仓线后接受2750万元注资而未立即平仓：为受益人最大利益的商业判断，不构成违约

证券投资类信托的平仓条款，通常被投资者理解为受托人的强制义务：净值跌破平仓线，无条件卖出止损。潘奕宁与中信信托的《信托合同》也这样写——信托单位净值触及平仓线后将开始平仓。2015年，市场剧烈波动，某日信托单位净值触及平仓线，触发条款。

中信信托没有按字面执行。它接受了2750万元的资金注入——在结构化信托里，这通常意味着劣后或关联方向信托计划补血。注入资金后，信托单位净值得到较大提升，脱离了危险区。如果这一步走对，所有受益人都受益；如果判断错误，市场继续下跌，受托人将因迟延平仓面对无穷的追责。

潘奕宁选择以事后视角追责：中信信托未履行及时平仓义务，违反合同，应赔偿损失。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潘奕宁不服二审结果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中面对的问题是：合同写了『触及平仓线后将开始平仓』，受托人不立即平仓，是否当然违约？

2020年9月18日，北京高院作出(2019)京民申4337号民事裁定，给出否定回答：《信托合同》中虽约定在信托单位净值触及平仓线后将开始平仓，但为了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中信信托公司接受了2750万元注入资金，并且在信托单位净值得到了较大提升的情况下未立即平仓，并无明显不当。受托人偏离合同字面的操作，被放进了『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标尺里衡量——这是中国信托司法裁判对商业判断规则的一次明确接纳。

再审审查的另一重意义在于明确了追责的举证方向。北京高院指出，二审法院对潘奕宁以中信信托未履行及时平仓义务为由要求赔偿的意见未予支持、处理并无不当——这意味着主张受托人『该平不平』的一方，必须证明偏离操作损害了受益人利益且受托人存在过错，而不能仅凭『与合同字面不符』主张违约。把这一标尺与黄聪案(2016)川民终1144号并置：同样发生在2015年的市场巨震里，一个受托人因彻底不作为而担责，另一个因有依据、有效果的偏离而免责。商业判断规则的容错空间，只留给动机与结果都指向受益人利益的操作——这是本案留给受托人义务司法史的最重要一笔。

平仓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受益人利益，而非束缚受托人的管理职能。当净值触线后存在更优的处置路径（接受注入资金提升净值）且实际效果良好时，机械平仓反而可能损害受益人利益。条款目的与行为效果的一致性，使偏离字面的操作获得了正当性。

商业判断的容错空间有限度：受托人的偏离操作须以受益人利益为动机、以合理专业判断为依托、以『无明显不当』为底线。本案注入资金后净值得到较大提升，结果印证了判断的合理性；若判断失败导致损失扩大，同样的偏离则可能被认定为迟延履约。

对投资者的追责路径，法院划定了举证方向：主张受托人未平仓违约的一方，须证明该操作损害了受益人利益且受托人存在过错，而不能仅以『与合同约定不符』本身主张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