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某沛诉高某设信托持股协议纠纷案——61名职工把公司股权信托给一位受托人：民事股权信托有效，但整体退出条款触发时也得走

2007 年 9 月 28 日，共赢公司 61 名职工共同签署《信托持股协议》，把自己名下的公司股权作为信托财产交付给高某设，由其受托持有与管理。这是一份典型的管理型股权信托：委托人期待通过集中持股稳定公司治理，受托人承担持股平台功能。协议明确约定了解除机制——第 12.2 条规定，当信托股权整体发生变更、委托方构成出现变化等情形达到约定条件时，任何一方可以主张解除协议。

信托设立后运作多年，共赢公司 2003 年之后长期未再出现结构性变化。转折出现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公司以经营出现亏损为由，连续两年未向股东分配利润。罗某沛作为在册委托人，多次要求查询公司运营状况及财务状况未果，认为公司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受托人也不直接参与经营，继续履行《信托持股协议》已无法实现签约时的信托目的。

罗某沛向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其与高某设之间的《信托持股协议》。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61 名自然人与高某设签订的协议内容符合《信托法》规定、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属于有效的股权信托——这等于在判决中正面承认了民事股权信托的效力。但对解除请求，一审未予支持。

罗某沛上诉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把焦点放在"委托人的股权是否发生变更、是否达到解除条件"上：协议首部载明委托方为"刘某勇等 61 人"，其后附有 61 名职工签名，表明委托方是 61 名职工构成的整体；截至诉讼时，除罗某沛外其余 60 名职工均已将各自股份转让给他人，整体股权结构已经变更，第 12.2 条约定的解除条件因此成就。

2016 年，银川中院二审判决：确认信托有效的同时，认定解除条件已成就，改判支持解除罗某沛与高某设之间的《信托持股协议》。本案由此留下双重判例价值：民事股权信托在司法上被正面认可；而信托的有效性不等于永续性，集体委托人结构下的整体退出条款一旦触发，单个委托人也无法把信托钉在原地。

《信托持股协议》约定的内容符合《信托法》关于信托设立要件的规定，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的股权信托；这为民事信托、员工持股信托在非持牌受托人架构下的效力提供了司法确认。

协议首部"委托方：刘某勇等 61 人"及 61 名职工签名的记载表明，委托方是 61 名职工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独立的单个信托；协议的成立、变更与解除均应按整体意志与整体条件判断。

除上诉人罗某沛外，其余 60 名职工均已将各自股份转让给他人，信托项下股权整体发生变更，符合协议第 12.2 条约定的解除情形；解除条件成就，剩余委托人请求解除应予支持。

二审与一审在信托有效性上结论一致，分歧仅在于解除条件的解释与适用，故二审在维持信托效力的同时改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