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科技公司与邵某、某投资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信托受托人擅自转让受托人地位，未经委托人同意或追认的转让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本案的交易基础是一份大额跨境委托投资理财安排：李某与某科技公司作为委托人，将5000万美元交付受托人邵某管理运用。受托人地位的转让，意味着原有的信任基础、管理能力与责任承担将整体移转给第三方——这家第三方还是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投资公司，与委托人此前无从建立任何信任关联。

邵某在未取得两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与某投资公司签署了《关于〈委托投资理财协议〉转让的协议》。委托人发现后认为，受托人的选定建立在对其个人能力与诚信的高度信任之上，受托人地位的擅自转让严重侵害委托人利益，遂于2021年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因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最高人民法院依职权提级管辖：2022年3月21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辖5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交由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国际商事法庭于2022年6月24日立案，并于2023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双方代理人（委托人方面为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面为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围绕转让协议的效力展开对抗。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未经委托人同意，信托受托人擅自转让其信托关系下的受托人地位，严重影响信托的信任基础；在未取得委托人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从强化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保障委托人的利益不受侵犯的角度，应赋予信托关系下委托人以选择权——委托人不同意转让或拒绝追认的，转让行为无效。据此判决确认邵某与某投资公司签署的《转让协议（5000万美元）》无效。该判决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发，成为受托人地位转让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先例。

其一，信托与委托投资关系高度依赖人格信任：受托人系基于委托人对特定主体的信任而选定，受托人地位整体移转给委托人毫无信任基础的第三方，动摇了关系存续的根本。

其二，信义义务视角下的制度选择：法律应优先保障委托人而非受托人的处分自由，赋予委托人同意权或追认权，是强化信义义务、防范受托人规避责任风险的必要安排。

其三，效力判断：委托人明确不同意转让且拒绝追认，邵某与某投资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因此无效；受让方不能依据该协议取得受托人地位或主张管理权限。

其四，与债权让与规则的界分：本案转让的标的是受托人地位这一资格性权利，而非单纯的债权转让，《民法典》关于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规则不能替代委托人的同意；国际商事法庭据此确立了'管理权转让不同于债权转让'的识别标准，为涉信托理财纠纷的同业受让行为划定了效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