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李某(自然人委托人) |
|---|---|
| 设立地 | 中国北京(北京金融法院二审终审) |
| 准据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2条、第29条(信托财产与自有财产分别管理)及合同法律规范 |
| 受托人 | 某资本公司(非金融机构受托人)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无 |
| 受益人 | 李某(自益型信托委托人) |
| 置入资产 | 100万元委托资金(约定投资某科技公司股权并代持) |
| 关键条款 | 《A合同》:资金用于投资某科技公司股权,受托人代为持股,到期以股权形态取回信托财产 |
本案的当事人结构是民间财富管理领域最常见的形态:出资人李某把100万元交给一家并非持牌机构的资本公司,约定投资某科技公司股权、由其代为持股。双方签订的《A合同》约定,资金到期后李某应以股权形态取回自己的信托财产——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益型民事信托安排。
法律定性上,法院明确:根据《信托法》第二条,信托是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管理或处置财产的行为;受托人不必是信托公司,某资本公司与李某之间形成的是信托关系。因为受托人不是金融机构,案由不是'营业信托纠纷'而是'信托纠纷'——这一区分不影响信托法规则的适用。
纠纷的爆发源于一个简单的追问:钱去哪了?李某到期要求取回股权形态的信托财产,某资本公司既拿不出某科技公司的股权,也拿不出资金已实际投入的证据。一审法院的处理分两层:合同效力层面,《A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李某主张合同无效不获支持;履约层面,受托人未能充分履行披露信息和管理信托财产的义务,无法证明资金投向了约定标的或形成了股权,构成违约,应返还全部100万元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二审的攻防集中在《收讫证明》的证据效力上。某资本公司上诉否认收到款项,并提交了一份关于《收讫证明》'生成说明'的证据——称该证明的出具过程另有隐情。北京金融法院二审逐一回应:《收讫证明》于2012年7月8日落款,由某资本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是以公司名义出具的;此后杜某虽出具了'生成说明',但其出具时已不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陈述不能否定公司文件的证明力;更关键的是,某资本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承认《收讫证明》的有效性并确认收到100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确认的证据应予确认,除非有特殊情况。某资本公司在二审阶段反言否认收款,又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二审维持原判:返还100万元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 一审法院(公开文本未载明名称与案号) | 未公开 2022-2023 判令某资本公司返还李某1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
|---|---|
| 北京金融法院 | (2023)京74民终1811号 · 合议庭成员未在公开文本中载明 2024 驳回某资本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
其一,信托关系的定性:依《信托法》第二条,信托不因受托人非金融机构而不成立;委托人依约享有取回信托财产的权利,案由定性为信托纠纷不影响实体规则适用。
其二,举证责任的分配:资金投向与信托财产形成情况属于受托人管理义务的证明范围;受托人无法证明资金已投向某科技公司或取得股权的,承担返还全部委托资金的违约后果。
其三,自认的拘束力:《收讫证明》由时任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出具,杜某卸任后的个人说明不能推翻;受托人一审已自认收款,二审反言缺乏证据支撑,法院不予采信。
其四,非持牌受托人的合规警示:民间委托投资中大量存在'钱去哪了'的举证困境,本案将资金投向与财产形成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掌握资金的受托人——无法按约定形态交付信托财产即须全额返还并支付利息,显著提高了非持牌主体吸收资金的违约成本。
《收讫证明》于2012年7月8日落款,由某资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显示其是以公司名义出具的。虽然后来杜某出具了关于《收讫证明》的生成说明,但在该时期,杜某已不再是某资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个人陈述并不能否定《收讫证明》的证明力。
《收讫证明》于2012年7月8日落款,由某资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显示其是以公司名义出具的。虽然后来杜某出具了关于《收讫证明》的生成说明,但在该时期,杜某已不再是某资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个人陈述并不能否定《收讫证明》的证明力。
—— (2023)京74民终1811号判决裁判理由(德恒家族财富管理法律BIWEEKLY刊载判决书文本)
|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德恒律师事务所:家族财富管理法律BIWEEKLY(2024-20)(刊载(2023)京74民终1811号案号与判决书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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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中国裁判文书网((2023)京74民终1811号判决书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