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某诉严某等涉外遗嘱继承纠纷案——美籍被继承人英文遗嘱指定遗产放入信托账户：遗嘱形式效力依任一连接点法律认定即有效

诉讼的攻防焦点很快集中到两份关键文件上。盘某1、盘某2为证明遗嘱有效，提交了涉案英文遗嘱、美国得克萨斯州某法院签署的遗嘱执行令等材料及公证译本，主张美国法院已对遗嘱进行认证并签发遗嘱执行令，遗嘱合法有效；同时主张本案应适用得克萨斯州法律，并自行查询翻译了《得克萨斯州财产法典》。被告严某1等人则控制着遗产，主张遗嘱不生效、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一审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需先行解决涉外遗嘱的形式效力问题：依《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均为有效——即任一连接点指向的法律认定形式有效，遗嘱即为成立。严某4的英文遗嘱满足打印遗嘱加见证人签名的形式要件，其效力应予审查确认。在一审处理遗产时，法院还查明并计算了各项遗产的分配：判决盘某1、盘某2共同继承6,375,116.17元，严某1、严某2、严某3、冼某共同继承6,260,605.1元，并判令严某1、严某2共同返还盘某1、盘某2相应款项。

被告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作出(2024)京03民终1852号二审判决。该案后被北大法宝期刊以《涉外遗嘱继承案件的准据法查明与遗嘱审查规则》为题刊载，其提炼的裁判要旨明确：审查涉外遗嘱的形式和效力，应当依法确定准据法，凡遗嘱符合任一连接点所指向的法律规定，遗嘱均为成立并生效；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查明外国法的责任主体是人民法院，若当事人提供的外国法律并非权威来源或不明确，法院应依司法解释规定的途径补充查明，而不得仅以此为由认定外国法律不能查明并径行适用中国法。

对遗嘱信托领域而言，本案确认了一个重要前提：跨境遗嘱中『将遗产放入信托账户管理』的安排，其成立与否首先取决于遗嘱本身在冲突法框架下的有效性；法院对外国当事人自行提供的外国法文本持审慎态度，坚持由法院主导法律查明，防止当事人以选择性提交法律文本操纵裁判。

涉外遗嘱审查的第一层是冲突规范的选择。遗嘱方式的有效性采『有利于方式有效』的多元连接点规则：立遗嘱时经常居所地、死亡时经常居所地、国籍国、遗嘱行为地任一连接点指向的法律认可该形式，遗嘱即有效。严某4的英文打印遗嘱在见证、签名、逐页确认等形式要件上齐备，为确认有效奠定了基础。

第二层是外国法的查明责任。本案当事人自行查询翻译《得克萨斯州财产法典》提交法庭，法院明确：提供外国法律是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时的协助义务，但查明的责任主体始终是法院；当事人提供的文本若非权威来源、内容不明确不充分，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规定的途径（如专家辅助、权威出版物、使领馆提供等）补充查明，而不是轻易以『无法查明』为由直接适用中国法。这一立场防止了当事人在跨境家事案件中以法律文本的碎片化供应操纵准据法的选择。

第三层是遗嘱信托安排与继承程序的衔接。遗嘱指示遗产放入信托账户管理并指定执行人，法院在继承判决中对遗产范围与分割作出认定，为遗嘱执行人后续接管财产、落实信托安排提供了权属基础。对美国法院的遗嘱执行令，法院将其作为证据审查而非直接承认执行，体现了内地法院对跨境遗嘱认证文件的独立审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