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毅诉徐敏、曹伟民事信托纠纷案——受托人低价买入再高价转卖给委托人未披露：信托合同不因此无效，无效主张证据不足被驳回

持股结构的变化让韩国毅心生疑窦：随着多层隐名结构的层层揭开，他发现自己以200万元买入的0.4444%股份，与徐敏一个月前以260万元买入1%股份的单价相比明显偏高——按此折算，徐敏转手即获取了显著差价。韩国毅认为徐敏的行为违反信托法规定，也违反了受托人诚信代理的基本法律要求，遂变更诉讼请求，主张徐敏与己订立《信托合同》时未披露低价购入、高价转卖的事实，构成对委托人的欺骗，请求：一、判令解除《信托合同》；二、判令徐敏、曹伟返还信托资金200万元；三、判令徐敏、曹伟赔偿利息损失。

案件的核心争点随即转化为信托合同的效力问题：韩国毅坚持认为，受托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以明显不利的价格把股份权益『卖给』委托人，违背信托的根本属性——受托人应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此类合同应属无效。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无效主张持否定立场：徐敏将其之前花较低价位所购买的XX股份公司股份，通过信托合同约定其受韩国毅之托后，再以较高价格卖给韩国毅，且徐敏未将此详细经过向韩国毅披露。徐敏的这一行为虽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但尚不足以认定徐敏与韩国毅之间所订立的《信托合同》无效。韩国毅围绕其讼争信托合同无效的主张虽已提交了部分证据材料，但该些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韩国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

判决的弦外之音同样清晰：受托人低价买入、加价转给委托人而未披露的行为，与信托法要求的忠实义务相悖，委托人可以循信义义务违反的路径寻求赔偿，但『合同无效』这一重武器需要达到更高证明门槛。合同效力与信义责任是两条不同强度的救济轨道。

判决区分了『行为可责』与『合同无效』两个层面。受托人利用价差、隐瞒关键事实的行为确实违背信托法第二条至第二十五条所构建的信义框架——受托人应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合同无效须以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为据：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通谋虚伪表示等。受托人未披露价差属于履行阶段的诚信瑕疵，尚不足以触及合同效力的根基。

举证责任的配置是裁判的技术核心：主张无效的一方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无效事由成立。韩国毅提交的证据能证明价差与未披露事实，却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或虚伪意思表示，故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这一处理为民事信托纠纷划定了救济路径的梯度：轻度的信义瑕疵循损害赔偿与解除，重度的欺诈串通才动用无效。

对委托人的另一重启示是缔约尽调义务：在多层隐名持股的信托交易中，委托人应当要求受托人披露标的权益的取得成本与结构链条，并在合同中约定披露义务与违约后果。事后以无效反悔的胜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