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诉某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执行管辖复议案——信托财产专户不在辖区：信托财产独立性把一份判决的执行管辖切成两半

2020年9月18日，李某向某信托公司支付300万元认购款，签订《XXXXXX一XXXX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信托财产专户开立在厦门某银行。此后信托计划未能正常兑付，除一笔42,458.55元的支付外再无回款。2022年10月16日，李某以受托人违约为由主张解除信托合同。2023年4月4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京0101民初14809号一审判决：确认信托合同于2022年10月16日解除；信托公司返还投资本金3,0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9月1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LPR计算，扣除已支付的42,458.55元），判决作出后信托公司如有新的给付，则按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确定的方式和顺序充抵。

李某不服上诉。2023年9月15日，北京金融法院作出(2023)京74民终971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李某在执行法院的选择上走出关键一步：以被执行人持有的某信托业基础服务机构（2016年12月设立，注册资本30亿元）3.3333%股权登记注册于浦东新区为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3年12月21日执行立案，案号(2023)沪0115执40863号；执行中李某并未申请冻结该股权，法院亦未对股权采取查封措施。

2024年1月5日，信托公司提出书面执行管辖权异议。浦东法院查明并认定：本案判决项下的被执行财产既包括应从信托财产中返还的信托资金，也包括应从信托公司固有财产中清偿的违约损失赔偿；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公司固有财产、两者实行严格的资产隔离，应分别用于清偿各自承担的债务——而信托财产专户开在厦门，虽案涉股权系固有财产且公司注册地确在浦东辖区，但信托财产不在浦东辖区，故浦东法院对判决全部内容不享有完整的执行管辖权。据此裁定异议成立、撤销(2023)沪0115执40863号案件[(2024)沪0115执异123号]。李某不服申请复议，理由有三：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五条允许申请执行人在一审法院与财产所在地法院之间任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明确两个以上法院都有执行管辖权时可任选其一；信托财产因挪用已与固有财产混同，执行信托财产本不具现实性。

上海金融法院审查后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沪74执复27号终审裁定：案涉股权业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多轮查封，其中(2023)京0101执法第8474号案件查封的股权对应金额恰为1亿元，与信托公司对该机构的持股一致；而浦东法院执行立案后并未查封案涉股权，复议申请人亦未主张浦东辖区内另有信托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为便利涉信托公司案件的统一执行，裁定驳回李某的复议申请，维持原异议裁定。本案由此留下一个重要坐标：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不仅在实体上隔离强制执行，也实际切割了执行管辖——对信托公司执行时，返还信托资金部分应到信托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固有财产赔偿部分才随登记财产所在地法院走。

实体层面，本案是单一投资者解除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获得两级法院支持的实例：法院没有纠缠『集合计划能否由单一投资者解除』的理论争点，而是按民法典解除规则直接确认合同于2022-10-16解除，以LPR为基准计量利息损失并预先写明后续给付的充抵顺序，显示了合同解除路径在营业信托纠纷中的实际可用性。

执行管辖层面是本案最具判例价值的部分：判决主文天然包含两笔钱——从信托财产专户返还的信托资金、从固有财产赔偿的违约损失。浦东法院据此认定自己『不享有完整的执行管辖权』，其逻辑前提正是信托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确立的财产隔离：信托财产独立于固有财产，执行程序的管辖与财产调查须随实体判决的财产结构展开，而非仅凭一个财产线索的登记地。

复议层面，上海金融法院没有在『多法院均有管辖权可任选』的规范争议上纠缠，而是回归执行实效：标的股权已被北京法院多轮查封且浦东法院并未查封，执行在浦东本无从着手；为便利统一执行维持原裁定，体现了执行程序中实效优先于形式管辖权的裁判取向。李某关于信托财产已混同、执行信托财产不具现实性的主张，则从另一个方向印证了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双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