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融信托诉丝路华通商贸等营业信托纠纷案——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被认定为营业信托性质而非借贷，融资方被判全额回购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2014年6月10日，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新发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这份合同是当时信托业内典型的'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融资安排：融资方新发地投资公司将其持有并运营的新发地国际大厦的资产收益权——包括经营、管理、处置该特定资产产生的收益以及酒店运营收入等——作价2亿元转让给华融信托；华融信托支付转让价款之日起满24个月即为项目到期日，融资方须在该日回购特定资产收益权并付清回购价款（投资本金加投资溢价之和），投资溢价率约定为每年12%，按季度支付。同一天，华融信托与融资方、关联公司新发地房地产公司分别签订抵押合同，以新发地国际大厦房产及对应土地、新发地国际广场商铺在建工程及对应土地设定抵押，并以新发地国际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设定质押；7月3日，实际控制人刘明山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其配偶范丽娟经公证出具同意函，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保证责任。7月4日，华融信托通过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监管账户向融资方划付转让价款2亿元。

资金端，2014年6月24日，华融信托与单一委托人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华融·新发地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将新余钢铁交付的2亿元信托资金按上述合同约定运用于受让新发地国际大厦资产收益权。合同还约定投资期间产生的特定资产实际收益归华融信托（信托财产）享有，融资方须将收益在五个工作日内划入信托财产专户冲抵应付溢价；融资方足额支付回购价款后，剩余实际收益返还融资方。这一'收益归入信托财产'的约定，成为此后法院认定合同性质为营业信托而非借贷的关键依据之一。

履约很快出现裂痕。2014年9月16日融资方支付了第一期投资溢价款4,933,333.33元；2014年9月19日新发地投资公司更名为新疆丝路华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5日，丝路商贸未能支付第四季度及此后各期投资溢价款，华融信托于12月26日发出履约通知函，丝路商贸签收确认但未再付款。2015年3月6日丝路商贸支付了25万元，华融信托认可该款系违约金。2016年7月4日项目到期，丝路商贸既未支付剩余溢价款，也未履行2亿元本金回购义务，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至此融资方共发生八期违约。

2017年1月17日，华融信托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丝路商贸支付回购价款本金2亿元、投资溢价款4,380万元，支付截至2016年9月15日的违约金1,498.71万元及此后按日万分之五继续计算的违约金，并对两处抵押房产土地及酒店股权行使优先受偿权，刘明山、范丽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对交易事实基本无异议，仅对违约金计算的正当性提出抗辩，认为已同意支付年息12%的溢价款，再按日万分之五（约年化18.25%）计收违约金属于重复收益。范丽娟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法院缺席审理。

新疆高院经审理认为：华融信托与新余钢铁之间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及与丝路商贸之间的收益权转让回购合同，对信托目的、当事人、信托财产范围、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方法等法定要件均有明确约定，符合信托的法律特征；华融信托采用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的方式经营信托资金，符合《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关于信托公司可采取'买入返售'等方式管理运用信托财产的规定，故该合同为营业信托性质，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法院按约定公式计算确认：2亿元本金在2014年7月4日至2016年7月3日期间产生溢价款48,733,333.33元，扣除已付4,933,333.33元，尚欠43,800,000元；八期违约金加上到期日未付本金的违约金合计14,987,100元，符合合同约定。

2017年12月18日，新疆高院作出一审判决：丝路商贸支付回购本金2亿元、溢价款4,380万元及违约金14,987,100元，并自2016年9月16日起以2.438亿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继续计付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华融信托对两处抵押房产土地及新发地国际酒店100%股权拍卖变卖价款在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刘明山、范丽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承担后可向丝路商贸追偿）。案件受理费1,335,760.5元由丝路商贸负担。判决书同时交代：因同一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依《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合同已约定华融信托有权自主选择实现担保权利的顺序及额度，故法院径行支持其全部担保主张。

其一，合同性质的认定路径。法院没有停留在合同名称上，而是回溯资金流转链条：委托人新余钢铁将2亿元交付信托专户，由华融信托作为受托人管理运用；为达成信托目的，华融信托以受托人身份与融资方签订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两层合同分别满足信托法关于信托目的、当事人、信托财产、受益人取得利益方式等书面要件，符合信托的法律特征。这使案件定性落入了营业信托纠纷的轨道，也解释了为何案由是营业信托纠纷而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其二，'买入返售'模式与收益归入条款的作用。《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列举了信托公司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可以采取的方式，其中包括买入返售。收益权转让加回购正是典型的买入返售结构。同时，合同约定投资期间特定资产的实际收益（含酒店运营收入）归信托财产享有并冲抵应付溢价，这意味着受托人取得的不是固定利息回报，回购价款只是最低收益保障。法院据此将本合同与'名为收益权转让、实为借贷'的情形区别开来——后者的特征是信托公司按固定比例收取报酬、收回本金，不承担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

其三，违约金抗辩的处理。被告主张年息12%的溢价款加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构成重复收益。法院未采纳该抗辩，直接按合同约定公式逐期核算：八期逾期溢价款各自按日万分之五计至原告主张的截止日，加上到期日未付本金的违约金，合计14,987,100元，计算结果符合合同约定即予支持。法院同时按约定公式确认了未付溢价款的精确金额（48,733,333.33元减已付4,933,333.33元）。这一处理体现了法院对商事合同约定利率与违约金条款的形式尊重，与后来《九民纪要》强调的违约金司法酌减理念存在张力，但2017年判决时违约金调整的审查尚未成为此类融资型信托案件的标配。

其四，混合担保的实现顺序。同一债权之上并存两项抵押、一项股权质押与一项连带责任保证。法院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以及合同中'华融信托公司有权自主选择实现担保权利的顺序及额度'的明确约定，认定各方已就实现顺序作出约定，债权人可径行对全部担保物主张优先受偿并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范丽娟虽未出庭，但其经公证的委托书与《同意函》足以证明其认可保证安排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责任，法院据此缺席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