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周某(自然人投资者,委托人兼受益人) |
|---|---|
| 设立地 | 中国大陆(一审上海虹口区法院,二审上海金融法院) |
| 准据法 | 中国法律(信托法、资管新规配套规则中关于代销机构适当性义务的监管规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
| 受托人 | 某甲信托(判决书匿名;媒体披露产品为某信托公司发行的产业投资基金系列信托计划)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无;某甲信托与代销银行签订《资金代收代付协议》,银行仅承担代理收付责任、不承担还本付息义务、不负责项目监管 |
| 受益人 | 周某等信托计划投资者 |
| 置入资产 | 山西某投资公司、郭某持有的山西某矿业公司65%股权的股权收益权(财新报道:投向山西“煤炭大亨”邢利斌旗下公司相关资产) |
| 关键条款 | 认购起点100万元、每份信托单位1元;第二期310万份、认购资金310万元;预期年收益率9.5%;期限两年;总规模不超过12亿元、分期发行;信托分配及风险由投资者自担 |
2013年,周某在某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某甲信托·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根据信托计划说明书,该产品预期年收益率9.5%,总规模不超过12亿元、分期发行募集,受托人有权调整发行计划;投资者认购起点100万元。周某认购第二期310万份,认购资金310万元。此前,某甲信托与代销银行签订了《资金代收代付协议》,约定由银行代理收取信托资金、划转信托收益及财产分配款项;周某签署的《投资人声明书》明确,银行仅承担代理收付责任,不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担。
签约过程存在明显瑕疵:庭审中周某确认,合同签订时无某甲信托工作人员在场,银行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在签约现场。财新报道披露,代销银行在未对周某进行任何风险测评的情况下推荐其购买案涉产品,亦未举证证明进行过风险揭示。2013年3月4日,周某向某甲信托汇款310万元。信托资金运用于受让山西某投资公司、郭某持有的山西某矿业公司65%股权的股权收益权。
2014年3月,周某收到第一笔信托收益29.45万元。此后受多重因素影响,底层融资人(媒体披露其与山西联盛系“煤炭大亨”邢利斌相关企业背景)资金链断裂,信托计划无法按期兑付并宣布延期。直至二审判决作出之日,周某仅收回信托本金约173.12万元(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陆续分配),加上此前收益,累计收回198.79万元,实际亏损136.88万元,亏损幅度超过44%。周某曾先后起诉该信托公司和代销银行。
本案中,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甲信托返还本金31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等。一审法院结合周某的历史投资经历、银行违反监管规定销售、未尽适当性义务等因素,酌情认定银行应承担投资本金损失2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约22.24万元,并驳回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周某与银行均不服,双双提起上诉。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银行在销售案涉信托产品过程中负有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其未对周某进行任何风险测评的情况下推荐购买,亦未举证证明进行过风险揭示,存在过错,应赔偿周某相应损失;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署声明书时已明确知晓投资风险,自身亦有过错;综合产品固有风险、相关产业发展周期等因素,酌定银行承担投资本金损失20%的赔偿责任,即273,757.10元;并明确后续周某再获信托分配款项的,其中20%部分应在银行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或返还,扣除/返还上限不超过273,757.10元。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代销银行限期履行赔偿义务,驳回周某其余诉讼请求及银行的上诉请求。
|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 (2025)沪0109民初308号 · 合议庭成员未披露 2025年(具体日期未披露) 一审判决:结合周某历史投资经历、银行违反监管规定销售、未尽适当性义务等因素,酌定银行承担投资本金损失20%的赔偿责任,赔偿约22.24万元;驳回周某其余诉讼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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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融法院 | (2025)沪74民终1876号 · 合议庭成员未披露 2026年(媒体报道2026年8月披露判决书;具体裁判日期未披露)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银行未进行风险测评、未举证风险揭示,违反适当性义务,酌定赔偿周某投资本金损失的20%即273,757.10元;后续信托分配款项的20%在赔偿额中扣除或返还,上限273,757.10元;驳回周某其余诉讼请求及银行上诉请求 |
适当性义务的违反:财新报道引述二审判决指出,银行在销售过程中负有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其在未对周某进行任何风险测评的情况下推荐购买案涉产品,亦未举证证明进行过风险揭示,存在过错。测评与揭示两项要件均缺失,是银行担责的认定基础。
签约现场瑕疵:周某确认签约时无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在场,银行亦无证据证明信托公司人员到场。这意味着整个销售环节完全由代销银行主导,银行对适当性义务的违反无法以信托公司参与销售为由分担或推诿。
投资者自身过错:周某生于1964年,有多笔信托、理财产品投资经历,且签署的《投资人声明书》载明银行仅承担代理收付责任、投资风险自担。二审据此认定周某自身亦存在过错,不应获得全额赔偿,酌定银行仅承担20%。
比例酌定的考量因素:法院综合案涉信托产品固有风险、相关产业发展周期等因素确定20%的赔偿比例——即投资者承担约80%的损失,银行就其销售过错对应的因果关系贡献承担四分之一不到的份额,体现损失分担的精细平衡。
双重受偿的技术处理:因信托计划仍在陆续分配(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分配本金173.12万元),二审明确后续分配款项的20%应在银行赔偿额中扣除或返还、上限273,757.10元,避免投资者从信托分配与银行赔偿中重复填补同一损失。
银行在销售案涉信托产品过程中负有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义务,其在未对周某进行任何风险测评的情况下推荐周某购买案涉产品,亦未举证证明进行过风险揭示,存在过错。
银行在销售案涉信托产品过程中负有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义务,其在未对周某进行任何风险测评的情况下推荐周某购买案涉产品,亦未举证证明进行过风险揭示,存在过错。
—— (2025)沪74民终1876号二审判决(转引自财新网2026年8月17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