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A类受益人为广发银行代表的'薪满益足'人民币理财计划(2亿元);B1类受益人程成(4000万元);B2类受益人王德伟(60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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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地 | 中国大陆(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二审北京金融法院) |
| 准据法 | 中国法律(信托法第11条、证券法融资融券特许经营规定、九民纪要第86条场外配资规则、资管新规第21/22条、《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21条) |
| 受托人 |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无;程成与劣后方另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独立于信托关系) |
| 受益人 | A类(基准收益6%/年)、B1类(基准收益10%/年)、B2类(存续期间不分配收益但可按约提取浮盈);补仓义务人为B2类受益人王德伟 |
| 置入资产 | 信托财产专户内3亿元资金,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基金、货币市场工具、信托业保障基金;预警线0.94、止损线0.90、恢复投资线0.94以上 |
| 关键条款 | 信托计划由委托人/受益人自主决定设立与投资,受托人主要承担一般信托事务的执行职责,不承担风险责任;投资顾问为前海公司,投资建议由其出具;跌破平仓线且补仓义务人未足额追加增强信托资金的,受托人进行减仓平仓操作 |
2017年11月,程成与国民信托签订系列信托文件,设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文件载明:信托计划的设立、投资范围、管理运用处分方式均由委托人/受益人自主决定,自行负责前期尽职调查,自愿承担全部风险;受托人主要承担一般信托事务的执行职责,不承担本信托计划的风险责任。信托受益权分为A类与B类:A类受益人为广发银行代'薪满益足'人民币理财计划(出资2亿元,基准收益6%/年);B类分为B1类(程成,出资4000万元,基准收益10%/年)与B2类(王德伟,出资6000万元,存续期间不分配收益但可提取浮盈,为补仓义务人)。信托计划投资顾问为前海公司。
2017年11月,王德伟向信托财产专户转账6000万元,程成转账4000万元,广发银行代理财计划转账2亿元。2018年6月5日,信托预估净值跌破平仓线0.9元,B2类委托人王德伟未及时追加补仓资金,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约定进行平仓操作。截至2018年11月26日,信托计划项下证券财产全部变现,信托收益为-130,908,295.72元;按分配顺序,A类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共计181,301,705.28元,程成投资的4000万元全部损失。
程成起诉国民信托,主张其违反适当性义务等应赔偿本金4000万元及基准收益损失。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信托计划并非受托人主动设立、推介、管理,而是按委托人提供的要素设计设立,受托人仅提供事务协助,实为通道业务;信托公司明知王德伟存在利用信托计划融资、加大杠杆投资证券市场的目的和需求,在未取得融资融券特许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将本应自主管理的结构化信托产品异化为场外配资通道,妨害资本市场交易秩序,涉案信托的信托目的和方式均不合法,信托应为无效。王德伟作为劣后级受益权人和实际用资人、主要发起推动者,是导致信托无效的主要过错方,其投入资金的亏损应自担并赔偿他人损失;广发银行作为优先级受益权人和金融机构,明知配资需求仍积极参与推动设立运行涉案通道信托,是主要过错方;被告作为金融机构放弃主动管理职责、通道化产品,是次要过错方;原告程成作为成熟投资者,投资时与劣后方签订了差额补足协议,对信托设计架构与风险有一定了解,放任风险发生,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对信托无效亦有过错,但系参与各方中较为被动的一方,责任较小。一审据此判令:受托人向程成返还收取的信托报酬12.4万元,赔偿损失200万元,剩余损失程成可向实际用资人、优先级受益人另行追偿。
信托公司提起上诉。二审北京金融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不同判断:案涉结构化信托的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合规,优先级、中间级受益人在信托关系项下实际承担投资风险,不符合借款合同特征,应区别于场外配资;劣后级与优先级、中间级受益人之间的差额补足协议独立于信托关系,不应因此否定信托合同效力——信托合同有效。但信托公司仍须担责:信托产品虽非由信托公司主动设立、推介,其仍负有告知说明等适当性义务;原告未完全参与信托产品设立,信托公司不能仅依据优先级受益人提供的要素就认为全体委托人协商一致设立信托,不应免除或过度减轻其适当性义务;原告签署了风险测评和揭示文件并与劣后级签署差额补足协议,对自身损失应负主要责任,故酌定信托公司因未尽适当性义务承担本金损失10%的赔偿责任。案涉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系劣后级受益人推荐、与其关联,信托公司存续期间完全按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操作,违反受托人合理注意义务,酌定信托公司承担本金损失5%的赔偿责任。二审判决书未公开,裁判结果于2024年9月作为北京金融法院'金典案例'公布。
|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 | (2020)京0101民初16822号 · 合议庭成员未披露 2020-2021年(具体判决日期未披露) 一审判决:信托无效(场外配资);受托人退还信托报酬12.4万元并赔偿程成损失200万元;剩余损失可向实际用资人、优先级受益人另行追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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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融法院(二审) | 案号未公开披露 · 合议庭成员未披露 裁判结果2024-09-11作为'金典案例'公布 二审判决:信托合同有效;信托公司未尽适当性义务酌定承担本金损失10%、违反受托人合理注意义务酌定承担5%的赔偿责任 |
一审的场外配资认定路径:融资融券属国家特许经营金融业务,未经批准不得从事配资业务。判断是否构成场外配资通常考量:产品是否由卖方机构主动设立、尽调、推介;管理中是否自主决策(仅投资限制规则难以视为自主管理);服务费用比例等。本案信托按劣后指令投资、收取较低服务费,实质是'借钱炒股'的配资工具,信托目的与方式均不合法,故无效。
一审的过错分担结构:'利之所在,责之所在'——王德伟(劣后、实际用资人、主要推动者)与广发银行(优先级、金融机构、明知配资需求仍参与)为主要过错方,受托人(放弃主动管理、通道化)为次要过错方,程成(成熟投资者、签署差额补足协议、放任风险)责任较小但自担部分损失。
二审对效力的纠正:二审区分了'劣后级为优先级提供差额补足的结构化信托'与'场外配资'——前者在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合规且优先级实际承担投资风险时不当然无效。这一纠正回应了实务中把差额补足结构化信托一概否定效力的倾向。
二审的责任重构:合同有效不等于免责。信托公司不能因产品由委托人要素主导设立而免除适当性义务,也不能因通道化安排放弃对投资顾问(劣后级关联方)建议的合理审查。酌定10%+5%的责任比例,兼顾投资者自身过错与受托人的程序性、注意性过失。
两审的规则价值:一审展示了配资化信托无效的完整论证模板;二审展示了'效力维持+义务违约责任'的替代路径,两者共同构成结构化信托与场外配资边界问题的正反教材。
Where a structured trust is not proactively established, promoted, or managed by the trustee, but is established per the settlor's elements with the trustee merely executing instructions and charging a low service fee, its purpose is in substance the subordinated beneficiary 'borrowing money to trade stocks' through the trust—a margin-lending channel—and the trust is void for unlawful purpose and method.
涉案信托计划不是受托人主动设立、推介、管理的信托产品……被告仅提供约定的事务协助和相关服务,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实为通道业务……其信托目的实为劣后级受益人以信托为融资通道进行'借钱炒股',涉案信托已实质上成为B2受益人开展证券投资的场外配资工具。
——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6822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转引自浩天律师事务所公开评析收录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