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诚7号集合资管计划案：券商管理人未披露融资方19件涉诉及涉刑风险，广东高院认定尽调不达专业标准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二审改判按过错程度酌定赔偿2500万元

2016年9月、10月，某农商行与某证券公司先后签订两份《聚诚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设立主动管理型集合资管计划，资金通过信托计划向某集团发放信托贷款，某集团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提供质押担保，实控人邓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业绩计提基准为年化9%，管理人承诺审慎尽责但不保证收益，农商行签署风险揭示书确认风险自担。农商行合计支付投资本金2.88亿元。

2017年，某集团出现资金链断裂与债务违约，质押股票停牌复牌后连续跌停、大幅贬值，某集团随后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农商行通过保证金抵扣、破产分配仅收回少量款项，大部分本金无法收回。其以管理人未尽尽职调查义务、未披露重大风险、投后管理失职为由起诉，一审法院按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酌定管理人赔偿7000万元，双方均不服上诉。

广东高院二审首先纠正案由：农商行将资金委托给管理人、管理人以自己名义对外投资并收取管理报酬，双方权利义务受信托法及资管监管规则约束，本案应定性为营业信托纠纷。法院随后从三方面认定管理人失职：其一，尽调程序不合规，管理人未能提交实地走访、公开信息查询的工作底稿，无法证明尽调达到专业投资者标准；其二，尽调内容存在重大遗漏——某集团在投放前已涉及19件投资者起诉其承担保证责任的纠纷且关联非法集资刑事犯罪被移送公安，尽调报告完全未披露，亦未充分披露某集团大额发债的负债规模与资金用途；其三，投后管理缺位，定期检查报告仍作出「融资方运营正常」的结论，未提示信用风险恶化。

关于损失认定，法院认为资管计划2017年到期后至二审已近六年、融资人长期无法足额清偿，委托人本金损失已实际发生且状态稳定，损失认定不以清算完毕为前提；已收取的收益属合同应得收益、不抵扣本金，按本金扣减已收回款项认定损失243,467,939.31元。关于赔偿范围，法院认为损失主要源于融资方经营、信用与市场流动性风险，管理人失职系次要因素，结合其收取管理费的水平与过错程度，将一审7000万元酌减为2500万元，作出终审判决。

义务标准的三重依据：法院以《信托法》第25条为信义义务的法律渊源，以证券公司资管监管规章为行业具体化，以资管合同约定为个案依据，三者共同构成审查基准，且合同约定的义务标准不得低于法律与监管的最低要求——管理人的尽调义务因此不因委托人自担风险的承诺而被排除。

重大信息的认定标准：19件保证合同纠纷关联非法集资刑事犯罪，直接反映融资方的或有负债与合规风险，属于足以影响投资决策的重大信息；管理人仅做单一渠道形式查询且无底稿佐证，被认定为未尽审慎注意，这一标准对管理人固定尽调证据提出了硬要求。

损失确定性与责任比例的平衡：法院一方面打通了「未清算即损失不确定」的抗辩路径，另一方面坚持买者自负原则，把管理人责任限定为次要比例（2500万/2.44亿约10%），避免了以信义义务之名变相刚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