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某信托有限公司(以资管计划参与定增的受托机构;本案上诉人,主张保底协议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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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地 | 中国大陆(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二审北京金融法院终审) |
| 准据法 | 中国法律(《民法典》第153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157条无效后果与过错分担;《证券法》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信息披露规则[定增保底须披露];九民纪要关于保底与增信的裁判思路) |
| 受托人 | 某信托有限公司(持牌专业资管机构,以信托/资管计划认购定增股份并接受保底安排)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无 |
| 受益人 | 某信托公司资管计划的投资人(判决公开源未展开披露) |
| 置入资产 | 认购的蓝色光标定增股票及《股票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押股票;五人已支付的差额补足款项(争议金额2.46亿元) |
| 关键条款 | 《合作协议》约定五人对定增投资的差额补足保底义务;《股票质押合同》以五人所持股票为保底义务提供质押担保;补差款支付安排 |
2016年的A股并购定增市场,「抽屉保底」几乎是标配:发行方实控人与认购的资管机构私下签署差额补足协议,承诺投资本金与收益,签署文件不进入信息披露。某信托公司正是在这样的市场惯例下,以资管计划参与蓝色光标并购配套定增,与赵文权等五位原实控人签订《合作协议》,并由后者以《股票质押合同》提供股票质押担保。
定增之后蓝色光标股价走弱,保底条款被触发,赵文权等五人依约履行了差额补足义务。此后各方关系逆转:五人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作协议》与《股票质押合同》无效,并要求信托公司返还已支付的2.46亿元补差款;信托公司则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市场通行安排为由主张有效。
一审西城区法院2024年12月27日判决:确认《合作协议》和《股票质押合同》无效;赵文权等五人要求返还补差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无效的认定打掉了信托公司的合同权利与质押担保,返还请求被驳回则打掉了五人的资金追回预期——双方各得其半,也各失其半。
某信托公司不服,2025年5月6日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核心诉求是改判《合作协议》和《股票质押合同》有效。其上诉理由颇具时代感:2016年至2017年A股大量并购+配套定增项目普遍存在大股东或实控人个人差额补足安排,若司法以「损害公共利益」批量否定该时期实控人个人保底协议的效力,将动摇大量存量资管、信托投融资项目的稳定性,引发连锁诉讼,破坏金融市场交易预期。北京金融法院2025年7月28日二审判决:在定增环节私下签署未披露保底协议,扭曲定增交易风险结构、破坏信息披露秩序,损害资本市场公共利益,行为时的市场惯例不能对抗法律与公共秩序;信托公司作为持牌专业资管机构,对定增抽屉保底的合规风险应当明知仍参与交易,自身存在过错;赵文权等五人是交易发起方、最大获益方,过错程度更高。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 | (2023)京0102民初32488号 · 未披露 2024-12-27 确认《合作协议》和《股票质押合同》无效;驳回赵文权等五人要求返还2.46亿元补差款的其他诉讼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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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融法院(二审,终审) | 案号未公开披露 · 未披露 2025-05-06立案,2025-07-28判决 驳回某信托公司上诉、维持原判:抽屉保底因损害资本市场公共利益无效,市场惯例不能对抗法律与公共秩序,双方按过错分担责任 |
公共利益认定的具体化:法院没有泛泛援引公序良俗,而是落实到定增制度的三重损害——风险结构被扭曲(发行风险被抽屉协议转回实控人,认购方获得无风险收益)、信息披露秩序被破坏(影响其他投资者对发行条件与公司治理的判断)、资本市场公共利益受损。抽屉保底由此从「私法自治」进入「公共秩序」射程。
「市场惯例」抗辩的正面回应:信托公司以「当年普遍如此、批量否定将动摇存量交易」为由主张惯例豁免。法院明确惯例不能对抗法律与公共秩序——存量稳定性考量属于立法与监管的政策权衡,不是司法承认违法交易效力的理由。这一回应为同类存量抽屉协议的效力争议定了调。
过错的双向配置:无效不是零和返还。法院区分了双方的过错位阶——专业机构明知故犯(持牌机构的合规注意义务更高)与发起方获益主导(实控人是风险转出方与最大获益者),据此维持了「协议无效但不返还补差款」的平衡结果,避免无效认定被任一方用作回转工具。
Privately signing undisclosed bottom-line guarantee agreements in the private-placement stage distorts the risk structure of the placement transaction, undermines the information-disclosure order, and harms the public interest of the capital market; market practices prevailing at the time of the conduct cannot prevail over law and public order. As a licensed professional asset-management institution, the trust company should have known the compliance risk of the side-letter guarantee yet still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action, and is itself at fault; the five individuals were the initiator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its largest beneficiari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fault.
在定增环节私下签署未披露保底协议,扭曲定增交易风险结构、破坏信息披露秩序,损害资本市场公共利益,行为时的市场惯例不能对抗法律与公共秩序。信托公司作为持牌专业资管机构,对于定增抽屉保底的合规风险应当明知,仍然参与交易,自身存在过错;赵文权等五人是交易发起方、最大获益方,过错程度更高。
—— 北京金融法院二审裁判理由(据公开媒体对二审判决的报道转述)
| 来源等级 C · 媒体 | 易有料财经转载《定增兜底协议无效,蓝色光标5位原实控人追讨2.46亿元未获支持》(完整诉讼经过:两审案号与日期、上诉理由、二审裁判理由引述、公司治理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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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等级 C · 媒体 | 东方财富网等财经资讯平台对蓝色光标公司治理与定增背景的公开报道(主体背景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