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F公司(资金信托委托人,出资4.4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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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
| 准据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信托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穿透式审判理念、九民纪要) |
| 受托人 | Z信托公司(通道受托人,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无 |
| 受益人 | F公司(指定受益人) |
| 置入资产 | 4.4亿元信托资金,依信托文件指定向C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
| 关键条款 | 信托文件指定借款人为C公司,指定借款金额、期限与利率;受托人按指定签订并执行借款合同,不参与风险判断 |
2015年,F公司手中有一笔4.4亿元的资金希望出借给C公司以获取利息收益。但企业间借贷在当时面临合法性与合规性的双重顾虑,直接放贷存在风险。为此,交易各方设计了信托通道结构:F公司作为委托人,与Z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将4.4亿元交付信托;信托文件明确指定信托资金用途为向C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借款人、金额、期限、利率均由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事先锁定。
Z信托公司在整个结构中的角色清晰而单薄:接受信托财产,按信托文件的指定与委托人的指令与C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并放款,不参与借款人资信调查与风险判断,不承担贷款违约的主动管理职责。这是2015年前后典型的指定型通道信托贷款结构——用信托外观为企业间融资披上合法外衣。
C公司取得贷款后未能按期偿付本息,F公司作为受益人与实际债权人起诉,请求判令返还借款本息。诉讼中,C公司方与相关抗辩方提出了致命的问题:F公司出借的4.4亿元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其从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本案实质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后转贷牟利。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展开了穿透式审查。法院没有停留在'信托贷款'的法律形式上,而是追查资金来源与交易实质:其一,F公司的出资来自其向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其二,信托结构中借款人由出资人指定、利率由出资人锁定、受托人不承担管理职责,实质是出资人借信托通道向借款人放贷;其三,信托贷款的实质是委托贷款,而出资人以融入资金放贷,构成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所禁止的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情形。
(2020)京民终36号二审判决最终认定:涉案信托贷款合同实为委托贷款合同,出资人F公司与借款人C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F公司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转贷的借款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借款人应返还借款本金,利息则不能按约定的高利率获得支持。
| 一审法院信息依判决书;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2020)京民终36号 · 二审判决书公开,合议庭名单以判决书为准 二审判决2020年作出 终审认定涉案指定型资金信托的信托贷款实为委托贷款,F公司与C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F公司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借款合同无效,借款人应返还本金,约定利息不获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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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分析遵循穿透式审判的三层递进。第一层是定性:判断一笔'信托贷款'的真实法律关系,应看谁决定交易要素。
本案借款人由F公司指定、利率由F公司锁定、Z信托不参与任何风险判断,信托财产的运用完全服从出资人意志——这正是委托贷款的本质特征:委托人提供资金、指定用途、自担风险,受托人(金融机构)仅收取手续费并代为发放监督。信托外壳并不改变委托贷款的实质。
第二层是效力:定性为委托贷款后,出资人与借款人之间即民间借贷关系,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F公司的资金来自金融机构融入,其借入资金再行放贷牟取利差,正落入第十四条第二项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的无效情形。
第三层是后果:合同无效不免除本金返还义务,借款人C公司仍须归还4.4亿元本金;但约定的利息因合同无效而不获全额支持,F公司以信托结构规避金融监管、套取利差的商业目的落空。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了明确信号:信托通道可以改变交易的外观,但不能改变资金的真实流向与风险归属,司法将以实质重于形式的方法审查资金来源与交易结构。
出资人在信托文件中指定借款人并锁定利率、受托人仅按指令履行职责的,该信托贷款实质为委托贷款,出资人与借款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
出资人在信托文件中指定借款人并锁定利率、受托人仅按指令履行职责的,该信托贷款实质为委托贷款,出资人与借款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
—— 判决书正文第1段(境内判决原文为中文,en 字段保存原文)
委托人以从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对外放贷,构成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相应借款合同无效。
委托人以从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对外放贷,构成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相应借款合同无效。
—— 判决书正文第2段(境内判决原文为中文,en 字段保存原文)
|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法盛律师事务所:年度十大金融案例评析——指定型信托贷款定性委托贷款与转贷无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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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中国裁判文书网:(2020)京民终36号民事判决书检索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