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徐文玉(特定受益人,出资3000万元认购劣后级特定受益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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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地 | 中国境内 |
| 准据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 受托人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无 |
| 受益人 | 徐文玉(特定受益人)与陕国投·财富5号资金信托计划(一般受益人) |
| 置入资产 | 某上市公司股票,登记所有权人为受托人陕国投 |
| 关键条款 | 优先级(一般受益权)60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7%;劣后级(特定受益权)3000万元,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并享有剩余信托财产;变现不足时由特定受益人两日内追加资金补足 |
本案的交易结构是典型的股票投资类结构化信托:一般受益人提供6000万元优先级资金,约定预期年化收益7%;徐文玉以3000万元认购特定受益权充当劣后,承担保补差额义务,并以剩余信托财产为对价承担股价波动风险。信托资金买入的上市公司股份登记在受托人陕国投名下,信托文件对分配顺序、补足义务和剩余财产归属作了明确约定。
信托计划到期后,徐文玉为处置所持股份,与张某等签署《过桥借款协议书》:由张某向徐文玉提供过桥资金,徐文玉指令信托公司以大宗交易方式将股份过户至张某名下,张某不得未经徐文玉指令出售。这一安排的实质,是让张某短暂代持股票以完成变现。此后张某私自将股票出售,双方围绕借款义务与股份处置权发生争议,诉至法院。
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停留在徐文玉与张某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本身,而是对结构化信托内部关系作了定性。法院认为,徐文玉作为特定受益人,其义务是在信托到期后向一般受益人返还本金、支付收益并承担股票价格变动风险,其权利是在支付信托费用、一般受益人本息后享受剩余财产利益——这种权利义务结构与借款合同的特征相符,特定受益人与一般受益人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
更进一步,最高法院认定劣后级受益人是信托资金所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实质所有权人,尽管股份登记在受托人名下。这一判断为后来一系列结构化信托纠纷中优先/劣后关系的认定提供了参照,也与此后部分法院采共同投资定性的裁判形成对照,成为国内结构化信托法律关系定性的标志性判决之一。
| 最高人民法院 | (2017)最高法民终604号 · 合议庭(法官姓名未在公开报道中载明) 2018-06-01 认定特定受益人与一般受益人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劣后级受益人是信托资金所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实质所有权人;对徐文玉与张某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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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从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出发判断法律关系性质:特定受益人的义务是到期向一般受益人返还本金、支付收益并承担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其权利是支付信托费用、税费和一般受益人本息后享受剩余财产利益。这一结构使优先级资金获得固定回报、劣后级获取剩余收益并承担风险,与借款合同『借入资金、归还本息』的特征相符,故两者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
关于股份归属,法院认为信托所购股份的实质所有权归属于劣后级受益人——信托公司只是名义登记权利人。这一认定承认了结构化信托中『名义登记与实质权益分离』的常态,使劣后级投资者对股份处分享有实质性的利益与决定地位,也为判定张某私自售股的违约性提供了逻辑前提。
本案与信托合同中一般受益人预期收益由特定受益人补足的差额补足条款相结合,构成了借贷定性的完整证据链:固定收益安排+差额补足+剩余收益归属劣后级。该裁判思路后来在多个结构化信托与资管纠纷中被援引或对照讨论。
最高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徐某作为特定受益人,其义务是在信托到期后向一般受益人返还本金、支付收益,并承担信托计划所购股份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权威转述)。
徐某作为特定受益人,其义务是在信托到期后向一般受益人返还本金、支付收益,并承担信托计划所购股份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
—— (2017)最高法民终604号判决,转引自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论结构化信托中的法律关系问题》
最高法院认定劣后级受益人是信托资金所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实质所有权人(权威转述)。
劣后级受益人是信托资金所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实质所有权人。
—— (2017)最高法民终604号判决,转引自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论结构化信托中的法律关系问题》
|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北大法宝转载《结构化产品中,优先级与劣后级一定是借贷关系吗?北京金融法院做了区分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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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论结构化信托中的法律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