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委托人、机构投资者) |
|---|---|
| 设立地 | 中国境内 |
| 准据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商事法律基本原则 |
| 受托人 | 长安信托公司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无 |
| 受益人 |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 置入资产 | 信托资金,投向相关股权和采矿权 |
| 关键条款 | 信托合同约定信托计划设立涉及《承诺函》赋强公证安排;实际仅办理印鉴真实性公证;信托计划成立后实际运作并分配收益 |
在商事信托的设立流程中,委托人往往与受托人约定各项设立前提条件,公证安排是常见的风险控制手段之一。本案信托合同的当事人约定取得《承诺函》的赋强公证,意图以此强化底层权利文件的执行保障。华电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具备审查并知晓该《承诺函》无法办理赋强公证的能力。
实际履行过程中,长安信托已经披露了信托计划相关股权和采矿权的情况,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华电告知承诺函办理的是印鉴真实性公证——与约定的赋强公证存在差异。华电知悉这一情况后并未提出异议,而是缴付了信托资金,并在信托计划运作期间实际接收了信托收益款,直到本案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之前,始终未对信托计划的成立提出异议。
纠纷发生后,华电主张信托计划的设立条件未成就,信托计划未成立,并据此展开诉讼请求。这一问题在二审中被最高法院重点审查:合同约定的设立条件与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之间如何取舍。最高法院认为,应结合商事信托高风险、高收益的属性、投资人为专业机构的具体情况,以及维护交易安全的商事法律基本原则综合判断。
最高法院最终认定:综合考虑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缴款、分配、未提异议——结合专业投资人的识别能力与交易安全原则,本案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已经成立。华电关于信托计划未成立的上诉请求不能获得支持。这一裁判把『实际履行优先于形式条件欠缺』的合同法逻辑带入了信托计划成立的认定,成为机构投资者对设立瑕疵主张合同不成立时的重要对照判例。对信托公司而言,这一结论同样重要:只要实际履行已经展开且相对人未提异议,事后以形式条件欠缺否认信托成立的主张便难以获得支持,交易稳定性的价值高于对个别成立要件的机械坚持。
| 一审法院(公开报道未载明具体法院) | 案号未公开 · 未公开 2018年之前 一审判决(具体结果未在公开报道中载明) |
|---|---|
| 最高人民法院 | (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 · 合议庭(未在公开报道中载明) 2018年 认定信托计划已经成立,对华电关于信托计划未成立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
信托计划是否成立,不单纯取决于书面形式条件的机械满足,而应探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实际履行。委托人缴款、受托人运作、收益分配到位,双方在明知设立条件瑕疵的情况下持续履行,构成对信托计划成立的一致行为表示。
华电是专业机构投资者,对赋强公证能否办理具有审查与识别能力;长安信托已如实披露公证办理情况,华电的沉默与受领行为可解释为对履行状态的接受。
从交易安全出发,若允许专业投资者在长期接受履行后随时以设立条件欠缺否定信托成立,将严重损害商事交易的确定性。最高法院因此将实际履行与交易安全置于形式条件之上。
从交易安全与禁反言的角度看,华电在知晓《承诺函》仅办理印鉴公证后仍缴款、受领收益,其行为本身构成对信托计划设立与存续的持续确认;待投资亏损显现后再以『信托计划未成立』寻求退出,属于在履行完毕后推翻既有交易安排,与商事信托高风险属性下的风险自担原则相悖,亦损害交易对手的合理信赖。
中国华电公司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具有审查并知晓案涉《承诺函》无法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能力。……本院认定,本案《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已经成立,对于中国华电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中国华电公司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具有审查并知晓案涉《承诺函》无法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能力。……结合商事信托系高风险、高收益商事行为之特征、本案投资人为专业投资机构之具体情况、以及维护交易安全之商事法律基本原则,本院认定,本案《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已经成立,对于中国华电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 (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民事判决,转引自强永梅、张锦江《信托纠纷裁判观点归纳与解读》
|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强永梅、张锦江《信托纠纷裁判观点归纳与解读》(最高法院近五年裁判案例归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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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等级 B · 律所/专业数据库 | 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信托纠纷裁判观点归纳与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