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诉霍尔特案——车祸伤者的 120 万英镑赔偿金信托，因顾问漏算遗产税而被撤销

1990 年，一场道路交通事故让 Derek Pitt 头部重伤， 从此永久失去管理自己财务与生活的能力。妻子 Patricia 被任命为接管人，替他打官司、管钱、过日子。索赔最终以结构化和解了结：1,200,000 英镑，经法院批准，按期给付——这是一家人后半生的全部依托。

如何安放这笔钱？Patricia 的律师请来专精结构化和解的财务顾问公司 Frenkel Topping。该公司建议设立一份全权信托——special needs trust——于 1994 年经保护法院（Court of Protection）授权成立。顾问的报告谈了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却对遗产税只字未提。没人注意到：这份信托的条款没有包含《1984 年遗产税法》第 89 条要求的限定（至少一半信托财产须用于伤者生前利益），也不是占有权益信托——两条免税路都没走通。

税单在多年后才显形：信托设立即产生约 100,000 英镑的即时遗产税，2004 年（设立十周年）还要再加一道定期税负。到 2010 年，据一审副法官 Robert Englehart QC 的估算，连本带利加罚款，总额在 200,000 至 300,000 英镑之间。对一个靠赔偿金生活的家庭，这是掏空照护本钱的钱。

2003 年，Patricia 一方终于得知遗产税责任。2006 年，他们起诉 Frenkel Topping 专业过失；Pitt 于 2007 年去世。随后，其遗产代理人（同时是信托受托人）走了另一条路：请求依 Hastings-Bass 规则或衡平法上的『错误』（mistake）撤销整份信托设立——如果设立行为被抹掉，税基也就随之消失。

一审副法官准了 Hastings-Bass 一路，但拒绝『错误』一路——他认为即便有错，也只是关于交易后果而非效力的错误。上诉法院 2011 年反转了 Hastings-Bass 一路，把税务局的上诉都准了。案子到了最高法院，与 Futter 案同日审理、同一份判决。

2013 年 5 月 9 日，最高法院给出双轨结果：Hastings-Bass 一路，Patricia 也没有违反信义义务——她和受托人都认真征询并遵循了建议，救济不成立（与 Futter 案同一逻辑）；但『错误』一路，Lord Walker 推翻了上诉法院：Patricia 在设立信托时确实抱有一个基本性错误——她相信设立信托不会有任何不利税务后果——错误足够严重，若让受赠方（信托）保住这笔财产将是 unconsionable，信托设立应予撤销。至于撤销是否『实际上公正』（practically just），发回依程序再行决定。尘埃落定时 Derek 已不在，但 120 万英镑的照护本钱，终于有了追回来的法律通道。

Lord Walker 从衡平法的古老原则出发：一个人因错误把财产送出去，若错误足以让受赠人保留财产变得不公正，衡平法自 Coote v Cornforth 时代起就干预。他把现代检验概括为四要件（后来被反复引用）：存在明确的错误（而非单纯的无知或疏忽）；错误出于疏忽不影响可救济性（除非处分人明知有风险仍甘冒之）；错误须为因果性错误；错误须严重到令受赠人保留财产构成 unconsionable——并以 Ogilvie v Littleboy 的『老年赠与者』场景提醒：越是年迈贫困者做出的反常处分，越要警惕其事后反悔的滥用。

他否定了上诉法院赖以拒绝救济的『效力与后果』二分：把对财政后果的重大误解一律排除在救济之外，等于说顾问漏说一句税，家族就要吞下十几万英镑——这与衡平法扶危的底色不符。同时他划出反向边界：以避税为目的、精心设计后『方案失败』而想撤回的处分人（如 Futter 案），不属于值得同情者——两项主张在 Futter 案失败、在 Pitt 案成功，正是这道分界线的体现。

对 Hastings-Bass 一路，他重申 Futter 案的标准：Patricia 和受托人问了该问的人、听了建议、善意决策——信托条款里漏了一条 s.89 限定是顾问的疏漏，不是她们的违反义务。救济的出口只剩『错误』，而这次最高法院把门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