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普雷德信托公司诉哈奇森：重大过失免责与法律不溯及既往

1977年11月，Peter Acatos为家族设立了两份根西岛和解信托。信托文书的免责条款写得极宽：受托人除『故意且个人的欺诈与不法行为』外，对信托基金的任何损失概不负责。数十年间，受托人几经更替，1990年前后由专业受托公司斯普雷德信托公司接任。家族受益人后来发现，历任受托人的投资政策失当、且对前任的违约行为未作识别与调查，损失据称接近5,350万英镑（含利息）。

受益人把斯普雷德告上根西岛皇家法院。案子的程序走向是先审两个先决问题：其一，1991年2月19日（1990年修正案生效日）之前发生的违约行为，能否通过免责条款免除重大过失责任；其二，如果修正案不溯及既往，那么修正案之前的根西岛习惯法是否本来就不允许免除重大过失责任。这两个问题环环相扣：若习惯法不允许，免责条款即便文义再宽也因违反法律而无效；若允许，条款就足以挡住受益人绝大部分索赔。

根西岛两级法院都判受益人胜。皇家法院的Lieutenant Bailiff Sir de Vic Carey在2009年6月23日的判决中，把《信托（根西岛）法1989》第34(7)条原文句式的修改（加入『或重大过失』）解读为立法者对既有习惯法的确认而非改变——也就是说，重大过失责任本来就免不掉。根西岛上诉法院更进一步，援引罗马法格言culpa lata dolo aequiparatur（重大过失视同欺诈），认定重大过失责任不得免除。对受益人而言，这两级判决意味着5,350万英镑索赔的大门敞开。

斯普雷德上诉至枢密院。五人庭在2011年作出3比2的分裂判决。多数派（Lord Clarke主判词）走的是三步法：第一，区分『义务的内容』与『违约责任的免除』——第18(1)条要求受托人en bon père de famille（以好父亲的标准行事），这是义务内容；免责条款处理的是违约之后果，两者不可混为一谈。第二，修正前的第34(7)条只禁止免除欺诈与故意不当行为的责任；反向推论（necessary implication），其他原因引起的责任——包括重大过失——可以免除；重大过失并不因其严重程度就成为欺诈或故意不当行为。第三，修正前的根西岛习惯法：以1989年立法的措辞与目的为最有力的依据，根西岛法院若在1989年前面对此问题，本会追随英国法——而英国法的正确表述正是Armitage v Nurse（可免除除不诚实外的一切违约责任）。culpa lata格言被多数派明确拒绝。

少数派（Lady Hale与Lord Kerr就第一争点）针锋相对：Lady Hale提醒，本案关乎根西岛法而非英格兰或苏格兰法；枢密院要推翻根西岛两级法院，必须确立两点——1988年时英格兰法是清楚的、且根西岛法院会追随英格兰法而非参考其他法域并顾及根西岛法的独特性。Lord Kerr补充：把财产托付给可靠之人以促进受益人利益是信托概念的核心，否认受托人免除重大过失责任的机会与此宗旨完全一致。但少数派同样同意：1990年修正案不溯及既往——立法没有明示或暗示的回溯措辞，第50条对生效前违约另有专门规定，恰恰反证第34(7)条的修改不含回溯意图；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2007年《信托法》。最终判决：免责条款对生效前的违约有效，受益人的重大过失索赔被挡在条款之外。

多数派三步法是判决骨架。第一步概念区分：第18(1)条的en bon père de famille是义务内容，免责条款处理违约后果，两者不可混淆。第二步文义与必要推论：修正前第34(7)条只排除欺诈与故意不当行为，其余责任——包括重大过失——可免除；重大过失并非因其严重就成为欺诈，culpa lata格言被拒绝。

第三步是修正前的习惯法：以1989年立法措辞与目的反推，立法当时的习惯法允许更宽免责；根西岛法院若在1989年前面对此问题会追随英格兰法，其正确表述即Armitage v Nurse。Lord Mance补强：难以从根西岛法读出一条禁止免除不涉及主观不诚实或鲁莽的重大过失责任的刚性公共政策。

少数派异议聚焦第一争点：Lady Hale强调枢密院须先确立英格兰法清楚、且根西岛会追随英格兰法；Lord Kerr认为否认重大过失免责与信托概念的核心一致。但两派在溯及力上一致：立法无回溯措辞，第50条对生效前违约的专门规定反证第34(7)条无回溯意图；同一推理适用于2007年法。最终受益人的重大过失索赔被条款挡住，唯有欺诈与故意不当行为层面的主张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