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斯利 v 米利根：非法性交易下的共同意思推定信托

廷斯利与米利根同居多年，共同住在海默史密斯的一处房子里。购房时两人各自出资，但碍于米利根的社会救济资格——领取救济的人名下不能有房产——两人决定把产权只登记在廷斯利名下，同时口头约定房子实际上属于两人共同所有。这是当时低收入伴侣中常见的做法：形式登记让一方保住救济，实质共有的口头约定维系着双方的信任。

几年后关系破裂，廷斯利搬出房子，随后提起诉讼要求米利根腾房，主张房产是她个人的绝对产权。米利根反诉，主张双方存在共同意思推定信托，房产按出资与约定对等共有。她面临的法律障碍是非法性：两人的登记安排以骗取社会救济为目的，按当时的规则框架，如果她必须援引这份非法协议才能主张权利，非法性就会阻断其请求。一审认定共同意思推定信托成立，支持米利根；上诉法院则认为她必须依赖非法约定，改判廷斯利胜诉。

案件进入上议院。1993 年 10 月的判决恢复了米利根的胜诉地位。多数法官采取了「依赖原则」的路线：在出资型家庭财产案件中，主张推定信托的人只需要证明出资与共同意思——即我为购买出了钱、我们约定共同拥有——就能确立财产权利，而不必援引那份规避救济的口头安排；既然权利主张不依赖非法性，非法性抗辩就不成立。少数法官倾向「目的原则」：交易以非法为目的，法院不应协助执行其后果，无论当事人如何包装其请求权。多数意见同时坦率承认，非法性领域的规则「处于不令人满意的状态」，个案结果取决于当事人如何结构化其诉请，带有不确定性。

判决对家庭财产与信托实践的直接影响是：隐名出资、口头共有的家庭安排，出资人可以不经援引非法背景而主张信托权益。2004 年的 Stack v Dowden、2011 年的 Jones v Kernott 沿着共同意思推定信托的路径发展了家庭财产规则；2016 年 Patel v Mirza 则以目的性框架重构了整个非法性法域，依赖原则自此退居次要位置。廷斯利 v 米利根则作为这个法域三十年演变的起点，永久留在教科书第一页。

多数法官的出发点是既有判例的分类：非法性规则在两类案件中走向不同。一类是信托设立人本身从事非法交易，受益权属可以脱离非法性认定；另一类是主张人必须以非法协议为前提才能主张权利。廷斯利案属于前者的镜像：米利根的出资与她持有的共同意思是独立的财产法事实，证明这两点即可确立信托权益，法院无须触碰那份规避救济的口头约定。 法院也回顾了十九世纪以来非法性规则的演变：从必须证明交易合法的一般规则，到按请求权结构区分处理的两线分立，判例反复摇摆，而家庭财产案件因事实简单、出资明确，恰好成为检验规则的试金石。

少数与多数的共同点是坦率承认规则的脆弱：诉请的结构化方式决定胜负，同样的交易事实可以因当事人选择的请求权路径而得出相反结果。多数意见因此预言非法性法域需要体系性重估。2016 年 Patel v Mirza 确立的目的性检验（交易非法性、公共政策与相称性三要素）正是对这一预言的回应，依赖原则自此不再单独决定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