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氏家族信托案——宗庆后亲笔写下「在香港汇丰办三个人的信托、每人七亿美金」，人走了一年三个信托一个都没设立成，18 亿美元被妹妹冻住

宗庆后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帝国娃哈哈的创始人。他有两房子女：与施幼珍所生的宗馥莉执掌集团，与杜建英所生的三名子女长期不为人知。2024 年 1 月下旬，宗庆后自感时日无多，亲笔给助理郭虹写了一张手写指示：『郭虹准备去香港办理三个人的信托，在汇丰办，每人七亿美金』——并写明『我的信托就是拿利息』『受益人仅是其本人与子孙，与配偶没有关系，系婚前财产』。

2024 年 2 月 2 日，他签下一份《委托书》，把建浩创投（BVI 公司）汇丰账户里的钱『委托』宗馥莉作为设立人设立三个境外信托——信托 A/B/C 分别以三个孩子及其子女为受益人，不动本、只分息；同日宗馥莉签署中文确认函表示同意，并成为建浩唯一股东，而宗庆后仍是唯一董事。23 天后，2024 年 2 月 25 日，宗庆后去世。

遗嘱与信托是两套安排：宗庆后当天还签了两份遗嘱（一份涉境外特定资产、一份涉内地资产），但两份遗嘱都没有把宗继昌三人列为受益人，也不涵盖建浩公司。也就是说，三个孩子唯一的指望，是那份从未落地的信托。

3 月 14 日，宗馥莉与三名弟妹签《协议》：三人承认遗嘱、不碍遗产管理，宗馥莉则承诺以建浩汇丰账户资产设立三个各 7 亿美元的不可撤销不动本信托。此后一年，Trident Trust 把信托契约草案寄来又寄去，宗馥莉换上自己选的 TMF Group，再传阅修订草案——始终拒绝签字。原告称她『继续拖延签署相关文件』；她还在草案里加了两条：自任信托保护人、有权决定信托期限，并提议让自己的子女也可成为受益人——这些都与《委托书》相抵触。

与此同时，账户在动：对比 2024 年 1 月与 5 月的月结单，三名原告发现 1 月至 4 月间被提取 5,244,600.17 美元，4 月 30 日后又提走 1,085,120 美元（被告解释为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等）。三个孩子仅在 2024 年 5 月收到过一份月结单，此后再无下文。

2024 年 12 月 30 日，三姐弟入禀香港高等法院，依《高等法院条例》第 21M 条申请资产保全，以协助他们在杭州提起的诉讼。2025 年 8 月 1 日，暂委法官林展程颁令：被告不得从汇丰账户提取或抵押任何资产，并须披露账户余额、资产去向及完整收支账目；法官明确不就『信托与受信责任是否成立』作终局判断，只认定这是 serious issue to be tried（有待审理的严重争点）。

案件并未终结：2025 年 9 月 26 日原讼法庭驳回被告上诉许可申请但暂缓披露令，其后被告再向上诉法庭申请（CAMP 200/2025，[2026] HKCA 1292）。信托是否成立、宗馥莉是否负有受信责任，要等杭州的实体诉讼——但 18 亿美元在判决落地前，谁也动不了。

法官把本案的信任危机讲得很直白：三原告对汇丰账户资产享有收益权，却『至今没有任何分配，也没有任何信托设立起来』（§57(2)）；账户被动用过、信息给过一两次就断供，『这一切都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告看起来不愿意提供资料』（§57(3)）。这些事实把案件从普通合同纠纷推向了需要紧急保全的境地。

对门槛之争，法官拒绝了被告方把两阶段测试混为一谈的做法：『香港法院的审慎与「涉外」或礼让考量在第二阶段起作用，而非第一阶段』（§44）。对基于财产权主张的保全令，申请方只需证明有待审理的严重争点，资产流失风险只是裁量因素——这一区分成为本案对跨境家族纠纷最有用的规则。

关于礼让与效力，法官采纳专家证据：内地法院『基于实践与政策，极少批出此类针对境外资产的保全令』（§76）。如果香港不冻结，等杭州判完，钱可能已经不在。保全令同时保证『位于香港的资产仍可供内地法院处置』（§65）——香港作为资产所在地的普通法枢纽，为内地诉讼补上了执行这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