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遗产案——300 亿港元遗产、一元回购权与一纸 31 方大和解：三子告二兄隐 96 亿南沙权益，法官说『无法院命令，休想重开』

霍英东生前已预料到庞大遗产会引发众多家族成员的纠纷，所以在 1978 年就写好了剧本：每位太太和每个孩子都是受益人，但去世后 20 年内不得分家，受托人每月给各房发放定额生活费，金额可随物价酌情调整；20 年信托期满，受托人可以绝对酌情权向在世受益人分配收益或本金。他把妹妹和次子霍震寰、三子霍震宇指定为执行人和受托人——长兄霍震霆管体育、次子管商业王国、三子管南沙开发，这是他生前的分工。

2007 年 5 月遗嘱认证授予姑妈、霍震寰与霍震宇三位在世执行人。四年后，2011 年 12 月 19 日，霍震宇（Ben）以执行人兼受益人的双重身份入禀高等法院，指控二兄霍震寰（Ian）把三项『争议资产』据为己有：Waterborne 名下的 Henry Fok Estates 350 股、三家离岸公司及其资产、与父亲共有的三个离岸联户账户款项（JAOS Funds）；并指姑妈年迈多病、在遗产管理中形同虚设，『行政已陷入不可运作的状态』。他同时提出 Beddoe 申请与第二宗诉讼，要求罢免两位共同执行人。

2012 年 3 月霍震宇申请简易判决，原定 7 月开庭。此时董建华、梁爱诗等霍英东生前好友出手调停，2012 年 8 月 3 日，家族成员加上非当事人共 31 方签署书面全球和解协议：约 300 亿港元遗产中，100 亿港元留给二房三房成员按月支取，其余约 200 亿港元由长房五名子女分——三兄弟每人逾 65 亿港元。

和解墨迹未干，2013 年 4 月霍震宇就在庭审前反悔：他指霍震寰与霍震霆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第 19(e) 条——该条要求把『仍然存在的』南沙项目回购期权转入一家新公司由长房五名子女均分。所谓回购权，是 1997 年 6 月有荣有限公司以 1 港元把番禺发展的一股（相等于南沙项目四分一权益，估值约 96 亿港元）售予霍英东基金时获得的、2007 年 6 月 30 日前可行使的购回期权——这项权利早已失效，而且当年知道此事的只有霍英东本人和霍震寰。霍震宇声称自己在签和解协议时对此毫不知情，遭『不可信之人』蒙蔽。

霍震寰与姑妈于是申请搁置诉讼：和解协议是具约束力的 31 方安排， substantial parts 已履行、各方都还在吃协议的红利，案件只能为『落实与执行和解协议』而存在。2014 年 1 月 3 日，潘兆初法官颁下长篇决定：法院有固有管辖权下令搁置；『和解协议没有明文搁置条款』不构成障碍；Recital B 与第 48 条不排除搁置。对第 19(e) 条的解释，法官依 ICS v West Bromwich 的客观解释原则，采纳毕马威的调查结论：该条只涵盖『调查证明仍然存在的』期权——『第 19(e) 条涵盖现存的期权，仅此而已』（§144）。霍震宇败诉，罢免执行人的诉讼被搁置。

但故事没有停在 2014 年。2015 年 2 月 12 日，上诉法庭（CACV 13, 16, 17/14）判霍震宇、霍丽萍、霍丽娜上诉得直：隐瞒回购权一事存在事实争议，原审法官不应在未听口头证供的情况下自行解释和解协议并依赖毕马威调查；罢免执行人的诉讼与和解协议执行『扯不上关系』，不应搁置。2016 年，家族公司有荣有限公司更直接入禀，控告霍震寰违反信托及作失实陈述——因为 1997 年那份期权协议正是他代表霍英东基金签署的。

此后十年，这场家族官司进入第二幕：HCA 275/2016 等系列诉讼于 2022 年 7 月 6 日由 Lok 法官颁下实体判决；霍家为此付出的律师费据报道高达 5 亿港元。2024 年 1 月，长房三姐弟（Benjamin、Nora、Patricia）与霍震寰、霍震霆达成『实质性』部分和解：霍震霆、霍震寰份额最大，霍震宇次之，两位姐姐再次；石澳道 Stone Manor 大宅、山顶 Pollock's Path 大宅与中环毕打行不售。Lok 法官在庭上祝贺家族：『这是一个曾被称为 sad case 的案子，有一个 happy ending。』

原审判决的核心是『终局性优先』。法官写道：一项未被推翻的和解代表争议的终结，法院 prima facie 不会准许当事人在未决诉讼中重开、或在新的诉讼中重新提出这些争议；这一原则的根基是两项公共政策——争议必须有尽头、当事人必须受其交易约束。他把霍震宇的反悔定性为『试图无视和解协议的存在而继续原有诉讼』，认为除非协议被推翻（须另行起诉），否则搁置是必然结果。

对期权之争，法官做了一个漂亮的证据法切割：霍震宇想用 1997 年的 Option Letter 证明那股其实是以 1 港元『代持』、回购权真实存在，但他在签和解协议时并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一项在缔约时当事人不知道、也不能合理获得的事实，不能用作解释背景』。和解协议里写的是『经调查仍然存在的期权』，而不是『曾经存在过的期权』，一字之差，96 亿港元易主。

上诉法庭的改判则体现程序正义的边界：原审在简易判决阶段就完成了合同解释与事实认定，跳过了口头证供；而『隐瞒』与否取决于磋商时谁说了什么、谁知道什么——这类问题必须经证人盘问才能回答。上诉庭同时指出，罢免执行人的诉讼本身与和解协议的执行并无必然联系，搁置范围过宽。两级法院的分歧，恰好划出了『和解终局性』与『诉讼公开审理权』之间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