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ecki 家族信托案——比利时儿子要信托账目报税，说要面对『税务炸弹』，法官反手要他先交 80 万港元保证金

Walecki 家的信托设立初衷无可挑剔：让后代受高水平教育、医疗有着落。受托人是香港的专业公司，保护人也是信托公司。问题出在受益人住的 Belgium——按比利时税法，信托受益人要在报税表中申报信托的本金与收入，漏报或错报最高可判监禁。Edward 既没有权利查看信托账目，又必须在报税表上签字。

2020 年 1 月 21 日，Edward 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三项请求：撤换受托人或委任他为司法受托人、限制受托人处置信托资产与分配权力、命令披露 2013 年以来的税务会计与法律意见及信托与旗下公司账目。他自称这是为应对比利时税务机关所必需——他称之为『税务炸弹』（a tax bomb）：等父亲一去世，他和妹妹可能面临天价税单甚至刑责。

受托人的回应给了这场叙事当头一棒：独立比利时税务顾问的意见是，Edward 与 D3 都不会因父亲去世而成为『heirship founder』从而触发税务责任，作为比利时居民受益人获分配的最高税率不过是 30%；信托契据第 32、33 条本就禁止若干披露；关于卢森堡 Cave SA SPF 股份是否有效注入信托的疑虑，受托人已提供文件、取得卢森堡与比利时法律意见并向原告解释。

还没开审，受托人先出了一招：申请诉讼费用保证（security for costs）——Edward 居住在香港境外、在香港没有任何资产，一旦败诉，讼费就要从信托基金里扣，等于没支持他诉讼的其他受益人埋单。受托人开价超过 270 万港元。

2020 年 11 月 17 日，区慶祥法官颁下决定：Edward 未能在任何争点上证明胜诉的高度可能性；『普通法下，任何单一受益人都没有要求受托人披露信息的绝对权利，此事受法院的监察性裁量权约束』；撤换受托人不能『仅凭受益人的一时任性与无合理因由』。法官还点破了动机：『有证据支持受托人的说法——原告的行为受其自身利益驱动，而非为全体受益人的整体利益行事』。『扼杀诉讼』的抗辩也失败： Edward 自报的资产净值约 139 万欧元，还刚收到 20 万欧元的季度分配，却一边声称贫困、一边为反对此项申请开出 375,800 港元的讼费单。

最终法院下令：Edward 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4 时前提供 800,000 港元保证金，否则诉讼搁置；反对此项申请的讼费 640,000 港元由其支付。一个以『透明』为名的诉讼，先撞上了『资格与担保』两堵墙。

本案最有价值的一段说理是关于披露权的现实版图：法院没有否认受益人监察受托人的权利，但把『监察』与『索取』区分开——法院保留对披露范围的控制，受托人只须就其决定给出合理说明。信托契据明文排除披露的条款也得到尊重：契约自由优先，法院不会轻易代受益人重写条款。

法官对『动机』的处理同样锐利：受托人举证原告曾以撤出住所作要挟般的姿态争取个人分配利益，其诉讼请求虽披着『全体受益人利益』的外衣，实际驱动是个人税务焦虑。这一认定直接影响了胜诉可能性评估与费用保证的裁量——对全体受益人的信义，不能成为为个人利益开打诉讼的通行证。

费用保证的权衡里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理由：『无法向原告追回费用，实际上会损害不支持其诉讼的其他受益人』（§53）。在多受益人信托里，一人起诉、全体埋单的结构性风险，是法院作费用裁定时真正在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