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如心遗产案——风水师陈振聪的2006年『遗嘱』被识破，华懋慈善基金赢了官司却只拿到『受托人』身份

2007年4月3日，龚如心病逝。四天后，风水师陈振聪现身，出示一份日期为2006年10月16日的英文打印遗嘱：遗嘱上有龚如心、华懋老臣吴崇武、律师王永祥的签名，内容指定陈振聪为遗产唯一受益人。而华懋慈善基金持有的是另一份2002年7月28日的遗嘱——全部遗产拨归这家1988年由龚如心与王德辉设立的慈善机构。随即，基金以原告身份提起遗产认证诉讼（HCAP 8/2007），挑战2006年遗嘱的效力，律政司司长因基金的慈善性质被列为第二被告。

战场迅速铺开。2007年12月10日，原讼法庭法官陈兆恺? ——时任张举能法官（A Cheung J）在聆讯中委任临时遗产管理人，理由直白：遗产价值巨大且类型多样，数百家公司需要有人保存资产；诉讼注定漫长，而其中还涉及多项据称在死者生前为其利益持有的信托安排，尚待正式确立。此后40天审讯在2009年5月至9月进行，笔迹专家的较量成为主戏：基金一方的英国专家 Radley 认定龚如心与王永祥的签名属高技巧伪造；陈振聪原本聘用的知名专家 Giles 鉴定后也得出基本相同的否定结论，他弃用 Giles 改聘澳籍专家 Westwood，法院却允许基金把 Giles 的书面报告作为证据呈堂。

2010年2月2日，林文瀚法官判决：2002年遗嘱有效，2006年遗嘱属伪造，陈振聪败诉并被判支付基于弥偿基准的讼费（其一方其后提交的讼费账单高达1.41亿港元）。2011年2月14日，上诉法庭一致驳回陈振聪上诉（CACV 62、101/2010），批评其完全不诚实、滥用程序；2011年10月24日，终审法院拒绝其终极上诉许可，判辞指陈振聪所称新证据并不新鲜，且他在2006年遗嘱下至多只是『信托人』身份，并无当然上诉权利。

刑事与保全程序同步推进：2013年7月，陈振聪被裁定伪造及使用虚假文书罪成，判监12年；2011年12月，原讼法庭应临时遗产管理人单方申请对陈振聪发出全球 Mareva 禁制令，冻结其1.306亿港元资产并责令披露（[2012] HKCFI 233）——潘兆初法官拒绝了他撤销禁制令、限制披露范围的申请。

然而故事没有停在『谁拿到遗产』。华懋慈善基金与律政司对2002年遗嘱的性质产生分歧：基金主张自己是无条件受遗赠的受益人，律政司则认为基金只是受托人。案件再次直达终审法院。2015年5月18日，终审法院判辞认定：遗嘱整体文意使用指使性质的语言，条款清晰显示要为慈善目的订立一项信托，基金将以受托人形式持有全部遗产，而非以无条件馈赠形式接受任何部分——830亿港元遗产自此在慈善监管框架下锁定用途，律政司与基金董事会须拟定遗产管理方案、设立监管机构。

遗嘱真伪层面，法院依据双方笔迹专家的资质、方法论与交叉盘问表现采信 Radley 与 Giles 的结论：2006年遗嘱上龚如心与王永祥的签名属高技巧伪造；陈振聪在事证面前换专家的举动反而暴露其证据链的脆弱。法官亦从常理切入：与王、龚两家毫无关系的陈振聪，不可能获得将华懋王国双手相赠的遗嘱。上诉法庭进一步以『完全不诚实、滥用程序』驳回其上诉。终审法院在拒绝上诉许可时指陈振聪并非2006年遗嘱下的当然受益人——即使遗嘱属实，他至多是『信托人』，无权即时取得巨额利益，故不存在当然上诉权利。信托性质层面，2015年终审法院对2002年遗嘱作整体诠释：遗嘱使用指使性质的语言，要求基金把遗产用于包括中国奖金安排在内的慈善用途，条款清晰显示设立慈善信托的意图；据此基金是受托人而非无条件受遗赠人，一旦基金清盘或负债，不能动用遗产偿债，且须接受律政司与法院批核的监管机构监督。两步推理合起来完成了从『文件真伪』到『法律性质』的完整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