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长诉黄德惠等及华懋慈善基金案——龚如心千亿慈善信托治理方案：受托人可被替换并须过偿付能力与适当人选两道门

龚如心遗嘱大战的终章不是判给谁，而是判给什么。终审法院2015年裁定：2002年遗嘱是一个慈善信托，华懋慈善基金只是受托人，不能把千亿遗产当自家财产。但遗嘱出自其妹妹之手，行文豪迈而机制阙如——谁来监督、如何投资、怎样落地『中国奖』，全无着落。终审法院指示须由法院制定方案。

律政司司长以慈善事务守护人身份主导方案程序，2019年提出寻求法院指引的申请。各方分别提交了自己的方案草案。2022年10月21日，Barma JA作出第一阶段判决。他首先定标准：法院干预的门槛是『不宜』（inexpedient）而非『必要』（necessary）——只要原安排运转不宜，法院即可出手，不必等到目的失败。

随后是受托人问题的正面回答。遗嘱指定华懋基金为受托人，但法院援引权威论著指出：受托人身份一般只关乎管理方式，很少触及信托目的核心；若任命基金会属不宜，法院完全可以在方案中任命他人。而『不宜』的证据相当充分：基金会2018、2019年度资不抵债，净负债分别约4,600万与5,000余万港元；董事会自2017年起大幅换血，新任者多与龚如心毫无渊源；基金会还曾在无任何可行性评估的情况下宣布捐出100亿港元抗疫。

判决据此为基金会受托人之路设下两道门：偿付能力条件——受托一家1,410亿港元、九成以上为单一集团股权的信托，受托人自身必须具备偿付能力；适当人选条件——全体董事须为fit and proper persons，具备管理华懋集团及慈善项目所需的诚信与能力。谁来判定？因为基金会是遗嘱指定的受托人，由法院判定。

这一框架迅速兑现：2023年7月法院裁定基金会未能符合偿付能力条件、取消其受托人资格；2024年5月批准以特殊目的公司（龚如心慈善管理有限公司）为受托人、三名独立人士组成管理机构的新方案。龚如心2007年离世，一套完整治理架构在她身后近二十年才落定。

法院首先厘清方案的性质与标准：终审法院已确认慈善目的清晰可行，所需的是行政性方案（administrative scheme）而非近似方案（cy-près scheme）；而制定方案的标准是expediency——立遗嘱人意愿固然受尊重，但当遵守原安排属『不宜』时法院有权干预。这一标准大大降低了司法介入的门槛。

其次处理受托人可替换性：法院引述Luxton《慈善法》等权威论著指出，受托人身份通常不是立遗嘱人目的的核心，受托人缺位或不适任时『衡平法不允许信托因缺乏受托人而失败』，法院可以另择受托人执行同一慈善目的。就龚如心遗嘱而言，基金会是她生前慈善捐赠的通道，并非为中国奖等目的量身定制的主体，故不构成不可替换的例外。

最后是两道条件的实体依据：资产规模1,410亿港元且九成以上为单一集团股权的信托，受托人破产将危及资产管理与慈善目的，而基金会账目净负债持续、贷款被重新分类为捐款、资金来源不透明，偿付能力条件由此而生；董事会无程序说明的更换、关联可疑交易合计约16亿港元损失、无评估的百亿捐赠承诺，则支撑适当人选条件。法院明确由其亲自判定条件是否满足，把遗嘱指定受托人的『特权』变成了须持续证明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