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照月诉律政司司长等案——香港没有慈善监管法，第57A条『另有利益之人』须从宽解释：竹林禅院僧人上诉得直

芙蓉山是香港的佛教圣地，山上有觀音巖、虛雲和尚紀念堂、竹林禅院三处道场，历史渊源交织。竹林禅院由曼華堂管理，曼華堂的慈善团体地位无可争议——问题出在管理的质量与监督的渠道。釋照月作为觀音巖住持、虛雲和尚紀念堂董事，陆续接到信众投诉：寺址被无关公司用作商业登记地址长达六年、法会被黑衣人扰乱、近9,000万港元信托存款的授权签署人与内地僧人关系可疑。

投诉无门是真正的困境。香港没有慈善法例、没有慈善委员会，公众监督分散且乏力；律政司司长虽是慈善事务守护人，但既无调查权力也无充足资源，投诉人自己更难取证。釋照月选择了《受托人条例》第57A(a)(iii)条——该条允许『对信托另有利益之人』向法院申请救济。他提出三项济助：律政司介入、庙宇条例调查、重组曼華堂并按近似原则转移资产。

曼華堂以诉讼资格为防线反击。原审法官认为釋照月只是普通信众身份，与竹林禅院信托无直接法律利益，不符合『另有利益之人』，剔除传票。这一结论实际上宣告：非受益人、非利害关系人，连叩门资格都没有。

上诉庭的推理从这个制度的空转开始。林文瀚副庭长援引英国慈善委员会立法史与香港法改会2013年报告指出：香港连一部慈善法都没有，把英国判例中对第57A条的狭义解释原样搬来，会让这条救济条款在香港语境下形同虚设。『另有利益之人』必须从宽解释。当然宽不等于无限：申请人须证明其利益实质上大于普通公众——这是防止好事之徒的防线——但该利益无须是法律上的利益或义务。

两位法官的补充意见为『大于』给出了血肉。张泽祐法官引述中国佛教发展史指出宗派分散、无中央领导的格局，认定釋照月与芙蓉山诸寺的历史联系、住持身份与收到的信众投诉，使其绝非好事之徒——『穿上僧袍后，他有责任确保人们不以佛教之名敛财、以宗教之名欺骗大众』。潘兆初法官则从移植法条的方法论出发：外来条文的解释必须考虑本地制度环境，香港与英国监管环境的差异，正是从宽解释的理由。案件发还原审重审。

解释方法上，上诉庭把法条放回制度环境：英国判例是在慈善委员会、慈善注册处等法定监管齐备的背景下解读对应条文的，而香港『在慈善的有效公共监督与问责方面确实远远落后』，律政司司长作为parens patriae的保护机制『在实践与现实上存在显著缺口』。移植法条的解释必须适应本地土壤，故第57A(a)(iii)条在香港应承担更重的救济功能，作宽泛解释。

边界仍然存在：宽松的资格门槛需要防滥用的对冲——申请人必须 pinpoint 一些大于普通公众的利益，以防止慈善团体被好事之徒缠讼。但这一利益不限于法律利益：历史联系、宗教身份、实际收到的求助投诉，都可以构成。原审逐项检视申请人具体利益的方法被认定为有误，因为她忽略了申请人基于芙蓉山诸寺历史联系的整体案情。

关于济助形式的第三项祈祷（重组曼華堂并转移资产），法院认为其初看虽显侵入性，但济助是否过分属法院酌情处理的实质问题，而非否定入场资格的程序问题——『申请人不熟悉信托内部运作时，未必能精确提出济助形式』。这一区分把资格门槛与胜诉门槛切分开，保住了第57A条的救济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