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ingley and Shenton Settlement 信托案——受托人服务80年后集体请辞：法院拒设官方律师为司法受托人，改令股份存入法院

信托的生命可以比人长，但受托人不会。Mattingley and Shenton Settlement的受托人席位自二战前起便由Deacon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接力占据：可考的第一代是Sir William Shenton与R F Mattingley——后者1926年便已去世；1961年Shenton把职责交给两位继任合伙人；到2020年，接力棒在David John Lawrence与Philip Brendan Gilligan手上。

两位现任受托人面对的是一个近乎哲学问题的困境：80多年来，历任受托人从未能识别出任何对信托享有潜在或实益权益的人。没有受益人的信托无法被『管理』——为谁的利益做什么？他们选择集体请辞，并设计了一条自认为体面的退场路径：依《受托人条例》第63条与《司法受托人规则》，请法院任命官方律师出任司法受托人，接下这副担子；同时请求免除自己的 breach of trust 个人责任（欺诈与故意不当除外），并以受托人留置权就该申请费用从信托基金获偿。

官方律师的介入改变了程序的走向。他两度致函法院，冷静指出三个问题：其一，申请选错了条文——任命司法受托人的正确依据是第62条而非第63条；其二，本案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信托需要筹集现金清偿债务，也没有证据表明出售股份符合信托利益，而受托人自己并未表达过若获授权便愿意行使出售权的意愿；其三，受托人完全可以依第62条把股份转入法院存放，存入之后便无须继续持有。

陈晓峰法官2020年4月29日的书面判决几乎全盘采纳了官方律师的思路。关于第63条：受托人主张在『没有其他 viable 替代方案』时任命司法受托人的充分事由已具备，因为『衡平法不允许信托因缺乏受托人而失败』。法官直言无法跟随这一逻辑——官方律师自己也承认他同样会在实践中无法履行信托，任命他毫无用处：『在信托根本无法被妥善管理的情况下，任命官方律师为司法受托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判决的处理因此是拆分的：受托人获准卸任，但免除 breach of trust 责任的请求因无证据、无依据、无先例支持而被拒；股份则依第62条命令存入法院。受托人一方暗示的第三条路——把股份捐给慈善或宣告为bona vacantia——被法官明确挡回：这些济助未在原诉传票中提出， affidavit 也未论证其正当性。这场『香港法院前所未见』的申请，最终以最朴素的方案收尾：没人认领的信托财产，先进法院的库房。

法院首先处理法条选择。第63条的司法受托人是法院为解决管理困局而指派的特殊受托人，但其前提是存在一位能够履行信托的人选与可履行的信托。本案的症结不在『缺人』而在『无受益人』——受托人80年无法识别任何权益人，信托事实上无法履行。官方律师接任后处境完全相同，任命他只解决名义、不解决问题。

其次拆解受托人的两项核心请求。卸任本身没有障碍——在无受益人反对的情况下，法院有充分理由批准。但免除 breach of trust 责任的宽泛豁免被拒：证据未说明其为何有资格获得该宽免、陈述未指明任何依据、且在第62条相关判例中法院从未向卸任受托人颁发此类豁免——三个『没有』让这一请求失去着落。

最后是财产去向的务实选择。法院采纳官方律师建议的存入法院方案：无需出售（无证据显示出售符合信托利益）、无需现金清偿、受托人存入后即告解脱。至于捐给慈善或宣告bona vacantia，法院强调司法克制——未经申请与论证的济助不能主动授予，留给将来有正当程序基础时再议。『信托不因缺乏受托人而失败』的原则在本案中呈现其另一面：不失败的代价，可能只是无限期悬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