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淑珍诉黄凤鸣——母亲为两名未成年女儿设声明信托持有物业且未留出售权：法院依《受托人条例》第56条授予出售权，但以委任共同受托人为条件，并训诫信托声明书不应虚假叙述出资来源

1978年6月28日，邝淑珍把一个单位装进了信托：声明书白纸黑字，她以信托方式为两名未成年女儿等份持有九龙同发大厦六楼A座。文书出自律师之手，却带着一个日后被法官点名批评的叙述——『该物业以两名女儿提供及 belonging 的款项购入』。这不是事实。法官在判词中直言：正确的推断很可能是母亲以自有资金购房赠与女儿；无论这种不实是为了避开印花税，还是律师机械套用了为别的交易设计的标准格式，本席不作深究——但信托声明里如实陈述事实，是本应做到的基本功。

十一年过去，家庭的需求变了。1989年，大女儿已经成年，幼女黄凤鸣还是未成年人；母亲想出售这个单位，好为幼女的教育与生活筹措资金。然而她一翻文书就碰了墙：声明信托没有赋予她任何出售权；而幼女未成年，无法像成年受益人那样同意出售。独任受托人、无出售权、一名受益人不能同意——三个障碍叠加，出售在法律上不可能。

《受托人条例》第56(1)条正是为这种困境设计的法院工具：凡在信托财产的管理或行政中，出售或其他处分在法院看来属合宜（expedient）、但因信托文书或法律未赋予受托人相应权力而不能实施者，法院可命令授予受托人必要的权力，并按法院认为合适的条款与条件授予。母亲据此提出 HCMP 66/1989 申请。

Godfrey 法官批准了授予出售权的命令——但没有无条件放行。他附加了一个关键条件：须委任另一名受托人与母亲共同行事。这个条件的逻辑有两层：其一，出售信托物业事关两名未成年与刚成年的女儿的实益权益，独任受托人恰是利益最远的卖方与最近的关系人；多一名受托人共同署理，等于在交易环节嵌入了制衡与见证。其二，出售所得将转化为为幼女利益管理的资金，共同受托人也是后续管理的稳健安排。法官同时以 per curiam 的方式留下两条训诫：在信托声明中不实叙述真实事实是错误的；为未成年人利益而立的声明信托，无论如何都应包含适当的信托条款、权力与关于信托财产及收益运用的条文——本案的困境，正是一份没有设计出售权、又没有设计财产运用安排的文书造成的。

第56条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本案展示得干净利落：先确认『合宜性』——出售的目的是为未成年受益人的维持与教育，指向受益人利益本身，法院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再确认『不能实施』——无出售权+受益人未成年不能同意，双重法律障碍客观存在；然后才轮到『按法院认为合适的条款与条件』的裁量空间。

裁量落在共同受托人条件上，是本案最值得玩味的一步。若机械套用第56条，法院大可直接授予出售权了事；但法官看到的是结构性风险：申请人是独任受托人、是全体受益人的母亲、与一名受益人存在天然利益距离——卖与不卖、卖价几何、价款如何管，全在她一人手里。追加一名共同受托人，把单点决策变成双人制衡，成本极低而保障显著。这与后来 s.56 案件中的普遍做法一致：法院授予的每一项新权力，几乎都伴随看管条件的增值。

per curiam 训诫则把本案从个案救火提升为文书起草的反面教材：失实叙述（受益人出资）不仅虚假——它还可能影响信托的定性（若受益人真出资，属性可能完全不同）；而一为孩子设的信托竟然既无出售权、又无财产运用安排，等于把所有弹性留给法院事后补救。法官以短短数段完成了对1980年代港式家事信托文书水位的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