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 Lai Kwan 诉 Poon Lok To Otto 及汇丰国际信托案——15亿港元泽西全权信托离婚案：终审法院采纳 Charman 可能性测试，信托资产全额计入丈夫财务资源，妻子获分8.325亿港元，创当时本地区域离婚判给纪录

这桩离婚案没有桃色八卦，只有四十年婚姻与一个15亿港元的信托。潘乐陶是香港工程界的传奇企业家，1995年把安乐工程的控股股份与一幢住宅公司的股份放进泽西全权信托，受托人是汇丰国际信托。从那以后，这个信托就是潘家财富的总容器：公司分红进入信托，家庭开支由信托分配。妻子简丽权陪他从创业走到巨富，做的是护士、主妇与企业主妇的全部工作；两人先后失去两个子女，只剩一个女儿。2011年前后婚姻走到尽头，妻子提出的附属济助申请直指信托：15亿港元是不是丈夫的？

两审法院都给出了『部分是』的答案。原讼法庭与上诉法庭认定信托资产的三分之二计入婚姻资产池，剩下的三分之一为女儿单独保留——法院试图在均等分享与对第三方受益人（女儿）的保护之间折中。妻子不服：凭什么女儿在信托里的期待利益要凌驾于四十年婚姻贡献之上？丈夫则交叉上诉：两人分居日期更早，均等分享原则应当让位。

2014年6月，终审法院五庭合审聆讯本案；7月17日，五庭一致判妻子上诉得直。Ribeiro 常任法官的主判词把英国上诉法院 Charman v Charman（No 4）确立的可能性测试正式引入香港：关键问题是——如果丈夫向受托人提出请求，善意行事的受托人是否很可能（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向他分配信托的全部或部分资本或收益？判词强调受托人『可以向对象类别中的任何一名成员分配资本与收益而排除其他人』的标准条款具有高度重要性；法院还要『审视实际情况的现实』，把过去受托人的分配记录当作有用的指引——信托设立与条款、意愿书、信托资产性质、既往分配四个因素均指向丈夫对信托资产的实际支配地位。

可能性测试的答案是否会被丈夫提出请求后受托人很可能照办？答案是肯定的。于是超过15亿港元的信托资产全额计入丈夫在《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7(1)(a)条下的『财务资源』。终审法院同时驳回了丈夫的交叉上诉：没有任何有效的偏离因素支持以更早的分居日打破均等分享——妻子四十年无可争议的全部贡献加上 LKW v DD 的均等分享原则，丈夫必须把婚姻资产池对半分。最终判给妻子的份额总值8.325亿港元（约1.07亿美元），超过同年 TCWF v LKKS 案被上诉法庭削减后的5.245亿港元，成为当时本地区域离婚诉讼的最高判给纪录。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没有说信托是虚假（sham）的：信托在泽西法下有效成立，受托人独立存在。击穿分配屏障的不是信托无效，而是委托人对信托资产的控制与Access——判决令香港蓬勃的家族信托业为之一震：《金融时报》当时的标题是『香港离婚案撼动家族信托业』。对那些由本地企业家设立、尽可能把权力保留给自己的信托，本案是一份明确的风险说明书。

第一层是可能性测试的移植逻辑。附属济助要回答『他有多少资源』，全权信托的表层答案是『受托人说了算』。英国上诉法院在 Charman 案以一问刺穿：受托人很可能照办吗？终审法院采纳该测试，理由是与香港法例第192章第7条语境契合——法院评估经济现实而非法律形式；与 Prest v Petrodel 刺穿公司面纱相比，可能性测试无须否定信托形式，只在资源计量层面穿透，对第三方（受托人）干预更小。

第二层是证据的四要素框架：信托条款（排除他人分配的标准条款是本案最锋利的证据——受托人有权只照顾丈夫）、意愿书（委托人意愿直接指引受托人）、资产性质（信托资产就是家族企业全部股份，丈夫之外的对象获分配可能性极低）、既往分配（历史上几乎都流向丈夫与家庭开支）。Ribeiro 常任法官以『审视实际情况的现实』总括：法院看的不是契据表述而是实际运转——对本地企业家保留最大权力的信托结构是精确制导。

第三层是女儿权益的处理。两审法院为在世的女儿在信托里切了三分之一，终审法院纠正：第三方酌情对象只负有限信义义务，不是拥有『利益』待保护的受益人——不能以牺牲配偶法定份额为代价替第三方锁定信托资产。这划清了附属济助与信托内部权利的边界：女儿在信托法下的权利由受托人信义义务保障，不由婚姻法庭代管。至于丈夫以更早分居日主张偏离均等分享的交叉上诉，法院重申 LKW v DD 偏离须有充分理由——四十年婚姻里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