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亮诉潘大明等案——帕劳地产骗局的8000万港元：中间收款人的『推定信托＋Quistclose＋不当得利』组合拳全被剔出状书，只剩合谋侵权继续打

2015年5月，王树亮被一个帕劳『地产项目』的话术裹挟，几天之内开出了三笔付款：500万港元本票给成秋静、1,000万港元支票给刘高峰、另一张500万港元支票收款人空白后同样落到成秋静账户。这些钱的去向由第一被告潘大明一手安排。多年后王树亮才确认：项目根本不存在，这是一场骗局。

2023年4月19日——距付款近八年——王树亮在香港起诉。对第二被告成秋静，他的状书堆砌了衡平法追索的全部重武器：推定信托（主张她基于良知为真正拥有人持有2,000万港元或其可追款项）、Quistclose 信托（主张款项带有特定目的）、不当得利（错误与对价完全落空）、知情接收与不诚实协助。

成秋静没有等审讯，直接申请剔除状书中针对她的全部诉因。2024年3月14日，聆案官下令剔除，但给原告一条生路：修改状书，以『不法手段合谋』对她继续起诉。王树亮就该剔除命令上诉。

副庭法官Jonathan Wong在2024年11月25日的决定中维持剔除。核心逻辑是被告的角色定位：成秋静并非骗局的设计者，也未曾与原告有任何独立交易——她只是一个按潘大明指示收钱的中间人。对这样的收款工具，主张她『基于良知』为原告持有款项的推定信托，缺乏合理可争辩性；Quistclose 主张同样无从谈起，因为不存在原告与她之间为特定目的转移资金的安排；不当得利的主张亦有障碍——她收钱并非基于与原告之间对价的合意结构。最终，修改后的不法手段合谋主张获准继续：她作为收款链条一环参与骗局的指控，留待审讯检验。

法院的检验标准是剔除程序的常规问题：状书所载诉因有没有合理可争辩性（reasonably arguable）。对推定信托，关键在于被告是否处于『基于良知应为真正拥有人持有』的处境——一个纯粹按他人指示提供收款渠道、自己不参与交易设计、不对原告作出任何承诺的中间收款人，其良知不因收钱本身而被『拘束』。

对 Quistclose 主张，法院要求存在为特定目的而转移资金、且资金与收款人一般资产相隔离的安排：原告与成秋静之间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安排，款项是按骗徒指令流转的赃款路径，而非带目的的预留资金。

对不当得利，法院指出原告的返还请求在结构上指向的是欺诈链条——被告取得款项的事实基础是欺诈，原告的适当路径是主张被告作为欺诈参与者的法律责任（合谋、不诚实协助等）或对款项作追踪（tracing），而非把每一层收款人都装进推定信托的筐里。修改后的不法手段合谋主张被认定具有可争辩性而获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