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 Jimmy 诉 Khoo Chun Kim 等：家族内斗中的遗产管理人——不得保持中立的受托人、罢免的执行人、980 万港元的「迟来债务」

这是一个把「执行人变成被告、管理人变成原告」的家族诉讼样本。父亲 2008 年去世后，长子 Jimmy 出任遗产执行人，本应居中管理遗产，却与母亲和姐姐一家势同水火。他陆续在四宗案件中变换身份：以两家公司少数股东代表提起派生诉讼（HCA 16、17），指控母亲阵营挪用公司资金约 650 万港元等值及 5,860,134.84 美元等；以执行人身份提起 HCA 1449 追讨约 1.19 亿港元估值的资产；遗产本身则在 HCA 863 就上海物业归属兴讼。

2023 年 12 月 4 日，法院把 Jimmy 从执行人的位置上撤了下来，改任律师 Cheng Tsz Ying 为遗产管理人。此时遗产未管理资产仅约 900 万至 950 万港元，在既有的费用上限（Fee Cap）下，管理人可动用的资金只有约 25 万港元——远不足以支撑四宗诉讼的调查与举证。

2025 年 4 月 28 日，法院召开「全球案件管理会议」（Global CMC），处理四宗案件的程序安排。Au-Yeung 法官在 2025 年 5 月 20 日的判决中给出一段立场鲜明的判词：遗产管理人不得以中立为名袖手旁观——HCA 16 不只是受益人之间或股东之间的争斗，管理人有责任评估该诉讼是否值得追打；收集遗产资产是管理人的法定职责，而非受益人（无论「多数」还是「少数」受益人）的职责；担心讼费不构成不履行职责的理由；更不能把管理人的名义借给 Jimmy 去继续战斗。法院命令管理人以利害关系方身份参与 HCA 16 及为期六天的母亲证词录取程序，并须在六个月内提交 HCA 1449 的申索陈述书。

判决只是战役的开始。同年 6 月 3 日，被罢免的 Jimmy 突然宣称遗产欠他逾 980 万港元「债务」，并要求优先以物业出售款受偿——若获支持，遗产将资不抵债，管理人连参与证词录取的律师费都付不出。管理人被迫于 9 月 26 日紧急提出 Beddoe 申请；Jimmy 拒收送达、附条件谈判（要求管理人按其条件恢复其先前的 Beddoe 申请、并受费用上限约束），被管理人拒绝。10 月 28 日管理人申请押后或改为旁听参与 11 月 25 日开始的证词录取；聆讯前四天，Jimmy 终于确认管理人的费用弥偿优先于其「债务」，申请实际上落空。2026 年 2 月 9 日，法院就讼费作判：Jimmy 须个人承担本次传票的讼费——对管理人按受托人基准、对母亲阵营按弥偿基准，合共约 42.6 万港元。

从 Global CMC 到讼费令，这宗案件展示的图景是：家族内斗把遗产推向资不抵债时，法院不会允许任何一方（包括曾经的执行人）以程序手段瘫痪管理人的法定职责；受托人身份本身就要求站到保护信托资产的立场上，而非在亲情夹缝中保持「中立」。

受托人/管理人身份的属性决定了「中立」的边界：在受益人之间就财产归属争讼时，管理人可以不站队；但当诉讼标的本身就是遗产资产的流失时，管理人有积极评估、追索的义务，否则即属怠于履行职责。

法院引述上诉法庭在 Chui Pak Ming Norman 案的表述：取得遗产资产是管理人的职责，不是受益人的职责；允许「多数」或「少数」受益人代劳都会扭曲遗产管理的中立性。

对费用上限的处理体现了 Beddoe 机制的正向使用：法院把「管理人因资不抵债而瘫痪」识别为必须排除的风险，指示受益人解除费用上限并确认遗产弥偿的优先地位，以维持管理职能的运转。

对 Jimmy 的「迟来债务」主张，法院在讼费判决中指出其拒绝接受送达、附加条件的谈判和压逼管理人退为旁听的做法属于「博弈」（gamesmanship），以个人讼费惩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