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如心遗嘱构造案——华懋慈善基金是受托人还是绝对受益人？终审法院裁定2002年自拟遗嘱设立慈善信托，须按遗嘱指示管理828亿港元遗产并制定管理方案

2002年7月28日，龚如心在妹妹协助下手写了一份中文遗嘱。这份自拟遗嘱没有律师参与，全文只有四条，却埋下了此后十余年诉讼的引线。第1条把全部财产遗赠华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第2条要求把基金交由联合国秘书长、中国国家总理和香港特首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监督，并强制基金会继续经营既有慈善项目、设立一项「类似诺贝尔奖而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奖项」；第3条关乎华懋集团的管理；第4条则要求照顾王德辉家族成员和华懋员工及其子女。

2007年龚如心因癌症去世。风水师陈振聪随即持一份2006年遗嘱自称唯一继承人，引爆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遗嘱认证诉讼。2010年2月2日，原讼法庭林文瀚法官对2002年遗嘱作庄严认证；2011年上诉法院维持；2011年10月24日终审法院拒绝进一步上诉许可。遗嘱认证尘埃落定后，真正的信托问题才浮出水面：基金会拿到的是什么？

2012年5月，律政司司长以慈善事务守护人身份发出原诉传票，请求法院构造遗嘱。基金会的立场出人意料：它主张自己是绝对受益人，遗嘱中的种种安排只是「愿望表达」，它可以按自己的章程自由运用遗产。律政司则主张遗嘱设立慈善信托——基金会是以受托人身份持有遗产，必须按遗嘱指示使用。双方罕见地站在同一阵线上，都想保住遗嘱的效力，分歧只在法律定性。

2013年2月22日，原讼法庭潘兆初法官三日聆讯后裁定：遗嘱措辞中使用「must」等强制性语言，「wish」不等于空泛愿望；管理机构条款表明龚如心不欲给基金会完全放任的自由；且基金会章程覆盖不了「中国奖项」，可见遗嘱创设了额外的信托目的。结论是慈善信托成立，基金会须以受托人身份落实遗嘱第2、3、4条（在可能范围内），第4条则属权力而非指令。

基金会上诉，2014年4月11日上诉法院（Lam VP、Cheung JA、Kwan JA）驳回；2015年5月18日终审法院（马道立首席法官、Ribeiro PJ、Fok PJ、陈兆恺NPJ、Walker勋爵NPJ）再度驳回，Walker勋爵执笔判词。法院认为本案的答案落在构造问题：遗嘱强制性地要求以信托方式使用遗产，基金会是受托人。法院同时行使对慈善信托管理的固有管辖权，指示制定管理方案（scheme），建立监督性的管理机构并细化「中国奖项」的安排。2015年同日的费用判决（[2015] HKCFA 61）则要求基金会自付三审讼费——它以受托人身份三度败诉，不能再用遗产埋单。

Walker勋爵指出本案的核心争点在旁人看来抽象而技术性：基金会在完全慈善的定性行无论都不可撤销地用于慈善，差别只在于目的由基金会章程界定（绝对受赠构造）还是由遗嘱信托条款界定（慈善信托构造）。但法律后果天差地别——受托人须尽最大努力落实遗嘱指示，并受法院与律政司监督。

法院认为馈赠给慈善公司的遗嘱推定为绝对赠与，除非有相反迹象。本案的反证是：遗嘱使用「must」等强制语；管理机构监督条款显示立遗嘱人不欲基金会获得完全自由；基金会章程覆盖不了「中国奖项」这一遗嘱创设的新目的。这些因素共同指向信托而非绝对赠与。

关于第2(1)条管理机构的可实现性（联合国秘书长参与监督近乎不可能落实），法院没有让它拖垮整个信托：香港法院对慈善信托的管理享有固有管辖权，可通过scheme澄清或修正目的、改善管理。法院强调这笔巨额捐赠「比自拟遗嘱的语言有更清晰、更健全的法律基础」符合强烈的公共利益，故指示制定方案。第4条家族条款则依 Chichester Diocesan Fund v Simpson 一脉的非慈善目的规则处理为权力，避免全部遗嘱失效归于无遗嘱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