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区鲜鱼业商会诉吴卓贤——1969年商会在11名受托人名下的铺位信托：九人离世、一人下落不明，法院依《受托人条例》委任新受托人并发出归属令，终结五十五年产权悬案

1969年，东区鲜鱼业商会的委员会决定动用商会资金，在筲箕湾购入两处物业，登记在11名受托人名下联权共有。11人签署信托契据，白纸黑字承诺：物业为商会持有，并会按商会的指示、在商会指定的时间与方式把物业转让出去。这是香港老式行会保存会产的典型安排——社团本身无法律人格可言，物业只能落在个人名下，靠一纸信托契据维系。

五十五年后，这张网开始散架。11名受托人中至少9人已离世，在世的只有黄东起与吴卓贤——而后者连生死都无法确认。商会2021年8月27日的委员会决议确认黄东起留任，并增补郭焕东、刘伟德、黎永健三名新受托人。可只要吴卓贤一日仍在登记册上，商会与新受托人就寸步难行：出售、按揭、重建都无从谈起。

2022年8月19日，商会与黄东起联合入禀，请求法院宣告物业以信托方式为商会持有，并依《受托人条例》委任三名新受托人替代吴卓贤。对被告的送达成了第一道关卡：律师团队做了尽职查证——楼宇拆除、同名者1993年死亡记录、律师行歇业、实地投递无回音——法院于2023年12月22日批准以《星岛日报》广告作替代送达，2024年1月17日再度刊登通知。被告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2024年4月25日及5月7日聆讯。暂委高等法院法官文飞平（Phoebe Man）援引《受托人条例》第58条：对尽勤勉查寻仍无法找到的受托人被告，法院可照常审理并作出判决。她认定勤勉查证已尽责，且被告英文名拼写独特，与1993年死亡记录中同人可能性甚高，遂在被告缺席下继续审理。

法院依次检视第42（1）条（委任新受托人）、第45条（归属令）与第56条（补充权力）并参照广西华锡集团诉张卓迪一案的同类处理。法官确认：信托契据下11人确为商会持有物业；现存受托人仅黄东起及（如尚在世的）吴卓贤；商会决议已有效委任新受托人；因吴卓贤无法寻获，无法院协助便无法完成替代委任，属「不适宜、困难或不切实际」。2024年5月7日，法院下令委任郭焕东、刘伟德、黎永健为商会就有关物业的受托人，替代吴卓贤；各方讼费不予处理。一宗悬置五十五年的行会产权由此落地。

法院首先解决程序障碍：替代送达的批准建立在四项查证之上（楼宇拆除、同名死亡记录、律师行歇业、投递无回音），第58条正是为此种僵局而设——受托人以受托人身份被诉而无法送达时，法院可如同其已应诉般审理，但不损及其以其他身份在相关事项上的任何权益。

实体层面，法院把《受托人条例》第42、45、56条串成一条路径：第42(1)条允许法院在「不适宜、困难或不切实际」自行委任新受托人时出面；第45(b)(iii)条针对受托人「无法寻获」时就不动产业权发出归属令；第56条则可补充必要权力。参照广西华锡集团诉张卓迪（HCMP 329/2011，2011-09-05）的处理：确认被告无法寻获且确为原告持有股份的受托人后，即发出归属令。

本案的定性前提是「谁在受益」：物业虽登记于个人名下，但购入资金来自商会、契据明确为商会持有并按指示转让——社团本身即为受益人。商会2021年的委员会决议经证据认定有效通过，新受托人名单由此确定，法院的委任只是扫清最后一名失踪受托人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