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托人 | 不适用(本案涉及因受信人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推定信托”定性问题) |
|---|---|
| 设立地 | 香港 |
| 准据法 | 香港法律(《时效条例》第 20 条及衡平法范畴分类) |
| 受托人 | 争议核心:被告是否属“第一类”或“第二类”推定受托人 |
| 保护人 / 委任人 | 不适用 |
| 受益人 | 原告(主张其为实益权益人) |
| 置入资产 | 青岛项目 10% 利润权益(干股)及据称的 4,000 万元人民币替代对价 |
| 关键条款 | 顾问协议:现金报酬加 10% 利润干股;原告主张被告秘密自取干股构成违约 |
青岛项目源于 2004 年和记黄埔的布局。原告许世平经被告许九谋引荐出任顾问,报酬包括现金与项目利润 10% 的干股;被告以代理人身份为其谈判协议条款。原告指被告后来说服他放弃干股、改为收取 4,000 万元人民币,并授权被告代为与和记黄埔敲定安排。
双方决裂后,原告于 2018 年 11 月入禀,并在 2021 年 4 月申请修改申索陈述书,加入核心指控:被告早在 2006 年 6 月 29 日前已秘密把干股据为己有,违反代理受信义务,须以推定受托人身份为其持有干股。
时效成为决定性障碍。《时效条例》第 20(1) 条规定受益人就欺诈或欺诈性违诺、或向受托人追回信托财产或其收益的诉讼不受时效限制;第 20(2) 条则对其他受益人诉讼适用六年时效。原告主张其指控属第 20(1)(b) 条的“追回信托财产”,被告则是“受托人”(定义包括推定受托人),故不受时效限制。
原讼法庭与上诉法庭均判原告败诉。2024 年 11 月 27 至 28 日终审法院聆讯,由首席法官张举能、Ribeiro 常任法官、Fok 常任法官、林文瀚常任法官及霍夫曼勋爵(非常任法官)审理,霍夫曼勋爵代表多数撰写主判词。12 月 23 日终审法院驳回上诉:受信人秘密牟利时法律虽“视作”其为委托人持有利润,但此系救济手段而非双方自始设立信托的意思;“第一类”推定受托人(先有受信关系、后有财产安排,如约定购产而文书未及落实)才落入第 20(1) 条,本案被告属“第二类”(信托纯因不当行为而生),原告的主返还与衡平赔偿请求均受六年时效阻却。
|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CFI) | 修改申请(原诉为 2018 年入禀的行动) · H Au-Yeung (Deputy High Court Judge) 2022 指控受《时效条例》第 20(2) 条阻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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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 of Appeal of Hong Kong | CACV 377/2022 · 上诉法庭 2024 四项上诉理由全部驳回 |
|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Hong Kong | FACV 6/2024 · Cheung CJ, Ribeiro PJ, Fok PJ, Lam PJ, Lord Hoffmann NPJ 2024-12-23 上诉驳回;被告属第二类推定受托人,六年时效适用 |
概念澄清:法院梳理 1939 年英国时效法与 1888 年受托人法的立法史,指出判例与学说对“constructive trustee”的松散使用造成混乱,须区分两类推定受托人。
拟制排除:霍夫曼勋爵指把“受信人被视作为委托人持有利润”的法律拟制读进时效条文,是把救济层面的拟制误当权利层面的意图,立法目的与此无关——正如其判词所讽,“这般拟制实在太多”。
定性适用:本案被告系因秘密牟利这一不当行为才被贴上受托人标签,属第二类;原告的财产性请求、衡平赔偿与账目请求实质同源,一并受六年时效阻却。
法院进一步处理了从属请求:因主请求已过时效,衡平赔偿请求被认为与违约赔偿实质相同而一并失陷,账目请求亦因失去基础而驳回;终审法院同时指出,权利人面对第二类受信人时应在普通时效期内及时起诉,不能以财产性救济的标签拖延。
there is too much of this damned deeming
这般“视作”的拟制实在太多
—— judgment of Lord Hoffmann NPJ
| 来源等级 A · 法院/官方原文 | HKLII 判决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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