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Trust——唯一受益人屡屡抱怨却从不提 coherent 指控：受托人退任无继任者时法院创设「held before the Court」托管机制，账户获批准并引入年度账目审查

O Trust是1993年设立的开曼全权信托，X Limited自2008年起任受托人。信托只有一位在世主受益人MC。时间久了，受托人与MC之间的工作关系全面破裂：法院在判决中形容MC对受托人的管理「虚张声势」（huffed and puffed）、「发牢骚」（grumbled），但从未提出任何连贯、具体的批评。2019年，受托人决意退任，请MC提名继任受托人——但合适的替代者迟迟没有着落。受托人就此卡在中间：依其权利可以辞任卸责，可一旦卸任，信托就没人管了。

还有一个隐藏的火药桶：MC欠有岸上税务义务，受托人拒绝把本应用于清偿该义务的信托资金直接分配给她，坚持要直接支付给相关税务机关。这一立场后来被法院点名为「受托人可能被要求划出的红线」的例证。2023年9月22日，受托人签发传讯传票，请求法院依《信托法（2021年修订版）》第10(1)条（在「不借助法院即不便、困难或不切实际」时委任新受托人）、法院固有管辖权，以及批准受托人依信托契据第4.6条行使委任替换受托人的权力。

程序一波三折。MC起初有开曼律师代理，后来失去代理、不再积极engage。2024年12月16日的指示听证她缺席；法院在2025年1月6日的理由书中专门向她解释：这是她「讲述自己故事」的最后机会，可以提交证据反驳受托人对她的描绘——即她并无认真打算对受托人提出索赔——若不在最终听证前提交证据，程序规则禁止她在最终听证时首次提出反对。2025年5月21日最终听证，MC再次缺席。法院给她以受托人承担费用出席或远程参加的机会，她均未利用。

法院的解法是一座精巧的中间桥梁。Kawaley法官明确表示，本案的裁决基于「开曼信托法中并非常规运行」（not run of the mill）的法律原则，方案是「为本案情形量身定做」的：既不能在没有继任者的情况下直接免除受托人（斯库拉一侧），也不能做成事实上的全面管理令、由法院自己管理信托（卡律布狄斯一侧——法院在行政上做不到）。2025年5月21日的命令 therefore 采取「held before the Court」机制：受托人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25日的账目当场获批；在受托人卸责之前，其继续任职并「被法院持有」（held before the Court），可从信托基金支付惯常管理费用与开支，并须每12个月向法院提交账目、送达被告；如被告要求听证，指定法官每年审查账目并处理其关切；必要时法院可在被告不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更换受托人。账户批准的标准参照英国Mussell v Patience一脉：受托人须证明费用系在信托管理的正当执行中实际发生。

法院还援引安大略上诉法院Gonder v Gonder Estate强调「设计一种让遗产（信托）得以继续被管理的机制」的重要性，并援引Marley v Mutual Security与《信托法》第48条确认：陷入真诚怀疑的受托人永远有权寻求专业意见并请法院指引——受益人的反对或讼费威胁不能阻止受托人走近法院。这场从2019年拖到2025年的退任僵局，最终由一个前所未有的托管机制收尾。

Kawaley J确认管辖权：第48条允许受托人就信托管理问题申请法院的「意见、建议或指示」，且依法院指引行事的受托人视为就该事项已履行职责。大律师的陈述被法院采纳：「该自由不得被任何方式削减；受托人必须自由地走近法院，不受受益人意愿甚至威胁的约束」——否则该条让受托人获得法院协助的立法本意将被架空。Lord Oliver在Marley v Mutual Security中的表述被引用：对行事正当性存有真诚怀疑的受托人，永远有权寻求专业意见并请法院指引。

实体处理上，法院在两个极端之间走钢丝：单纯移除受托人而无继任者（使信托瘫痪）与全面的法院管理令（法院行政上无力承担）都不可取，所以有了「bespoke」的托管安排——借鉴安大略上诉法院Gonder v Gonder Estate的思路并参照Mussell v Patience的账目批准标准。对MC的不满，法院认定很干脆：她「虚张声势」「发牢骚」，但从未提出连贯批评；程序上她已被给予「讲述自己故事」的最后机会，未提交证据即不得在最终听证首次反对。

判决另以一小段点出税务合规的纪律线：受托人拒绝向MC分配本应用于清偿其岸上税务义务的资金、坚持直接支付给税务机关——「本法院经常能看到开曼受托人例行确保其信托不被用作逃税工具；本案不寻常地例示了受托人可能被要求划出的红线」。这一段把离岸受托人的税务合规义务从实践惯例升格为司法认可的行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