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anson 离婚案：家族信托中的或有剩余权益在离婚中如何估值与分割

1976 年，Bonnie Balanson 的父母设立了一份当时常见的家族安排：主信托由父母两人控制，保留随时变更或撤销的权力，父亲是主要的收益受益人。1990 年母亲去世，主信托按条款变为不可撤销，并拆分为信托 A 与信托 B。父亲仍然活着，继续领取全部净收入，并有权为自身的赡养、照料与维持而动用本金。

对 Bonnie 而言，她的位置是“既得剩余权益人”——但要满足两个前提：她必须活得比父亲久，而且父亲不能通过遗嘱把信托 A 的全部本金指定给别人。1997 年她与 Richard 离婚时，一审法院把这一定性转化为离婚法上的处理：权益本身是个人财产，但婚姻期间的增值是共同财产，先按“若父亲先去世、她可分得信托一半”的口径估值 65 万美元判归她个人。

Richard 不服：凭什么用一个可能永远不发生的继承事件来给现在的夫妻财产估值？案件进入上诉程序。科罗拉多上诉法院 1999 年部分改判并发回（Balanson I），州最高法院 2001 年受理并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Balanson II）。

最高法院认定：父亲为本金侵入保留的权力只是让 Bonnie 的既得剩余权益变得“不确定”，并不会把它降格为单纯的期待权——它仍然是财产，属个人财产；但增值按共同财产分割。更重要的是估值方法：增值应按“判决时现值减去取得时价值”计算，而不是把整个现值当作可分割财产；法院还可考虑父亲的预期寿命、本金侵入的概率等精算因素折现。

2001 年判决发回后，立法机关在 2002 年中途加入新法（§14-10-113(7)(b)-(c)），2002 年重审后 2003 年作出修正判决，2004 年上诉法院第三次处理该案（Balanson III），对估值的利息计算与新增法律适用作技术性收尾。整场诉讼绵延七年，最终确立了科罗拉多对家族信托未来权益“定性—估值—分割”三步走的完整框架。

定性层面，法院区分了“期待权”（mere expectancy）与“既得剩余权益”：期待权没有任何现实的法律地位，而 Bonnie 的剩余权益是信托文书明确创设的财产利益，父亲的侵入权只是叠加其上的不确定性。财产法上大量既有权利都带有不确定性，不能因为有不确定性就否认其财产属性。

分割层面，法院沿用科罗拉多一贯的“来源规则”：信托由 Bonnie 的父母设立，来源在其原生家庭，故权益本金属个人财产；但婚姻存续期间的增值是婚姻共同努力的产物，属共同财产。这与房产、企业股权增值的处理逻辑一致。

估值层面，最高法院纠正了一审的“全额现值法”。若把整个现值当作可分割财产，等于把个人财产的部分也分给了对方，违反来源规则。正确做法是把“现值与取得时价值之差”作为共同财产，现值的确定可考虑父亲的预期寿命与为本金侵入的概率等精算因素——这本质上是对一项或有权益的期望值折现。

法院也预见了实务批评：这类估值高度不确定。但法院指出，离婚法本来就在处理难以估值的资产（退休金、企业股权等），不能因困难而拒绝分配。判决同时把未来权益的规划含义摆上台面：如果家庭希望隔离子女婚变风险，可以设立不存在剩余权益归属点的 dynasty trust 结构，而不是让孙辈的配偶在几十年后对祖辈信托提出分割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