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asek v. Johnson：公路信托被掏空，受益人获 2,100 万美元惩罚性赔偿判决

这份信托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带着家族企业的印记：设立人是创始人本人，受托人是他的两个成年子女，信托律师是全家熟识的 Schneidman，受益人名单里混着家族成员、生意伙伴的后代，以及一位持有 5% 的“外人”——创始人多年的好友 Kunasek。信托的主要收入来源 Shea Utility Services 与设立人名下的公用事业公司之间维持着管理服务关系。

问题在随后几年里发酵。Kunasek 主张，受托人在设立人的影响下，把信托中与 Johnson Utilities 相关的优质资产逐步剥离、转移出信托——信托被“剥夺了资产”（stripped of its assets）——而他的 5% 份额在这个过程中被系统性稀释。对一位名义上是信托受益人、实际上没有信息渠道的局外人来说，发现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多年。

2013 年前后，Kunasek 在马里科帕县高等法院同时提起两条诉线：一是针对受托人的违反信义义务之诉，二是针对设立人与信托律师的辅助违反（aiding and abetting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之诉。把律师列为被告是本案的显著特征——起草信托并担任信托律师的 Schneidman 被指在资产剥离安排中提供了实质帮助。

案件进入陪审团审理。2019 年前后，陪审团认定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设立人与律师构成辅助违反，裁决补偿性赔偿 1,050 万美元、惩罚性赔偿 1,050 万美元。惩罚性赔偿的存在说明陪审团认定被告的行为超出疏忽，达到了恶意或鲁莽漠视他人权利的程度——这在一个家族信托内斗案件中是相当重的评价。

2022 年 9 月 22 日，亚利桑那上诉法院第一分部以备忘录判决维持了全部判决。法院确认了两个对信托实务影响深远的规则：其一，受益人对受托人、设立人与第三方帮助者的追责链条可以同时成立；其二，信托律师不能躲在“我只是起草人”的面具后面——参与帮助违反信义义务即须自担其责。案件随后进入执行阶段（双方在上诉中的交叉主张未获支持）。

信义义务层面，法院沿亚利桑那统一信托法框架处理：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忠实与善管义务，把信托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资产剥离出信托，直接侵蚀了包括 Kunasek 在内的全体受益人的份额利益，构成实质性违反。设立人虽已不可撤销地放弃了信托财产权，但其对受托人的影响力不能成为免责理由——指使他人违反信义义务者不能以“不是受托人”抗辩。

辅助违反层面，法院适用亚利桑那侵权法上的第三方协助标准：明知他人正在实施违反义务的行为、提供实质帮助。信托律师长期参与家族与信托的全部法律安排，其角色远超中立起草人；陪审团有权认定其在资产剥离中提供了实质性的专业帮助。这一结论把信托律师的职业风险显性化。

赔偿层面，惩罚性赔偿要求证明恶意或对他人权利的恶劣漠视。家族内部对一位 minority 受益人的系统性排挤、伴随的信息封锁，为陪审团的重判提供了事实基础；上诉法院对损害赔偿数额的合理性予以尊重，未作干预。

程序层面，法院注意本案为 Rule 111(c) 项下的非先例性备忘录判决，但仍逐项回应了上诉理由（含对信托文件解释与证据裁定的挑战），其说理对同类家族信托争议具有现实指引价值，尽管正式拘束力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