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vas 案：大学占多数的投资顾问委员会要把全部信托资产投入校基金，受托人获法院指令保护

本案展示了指令型信托与慈善受益机构结合时的利益冲突形态。信托文件设立了一个三人投资顾问委员会：两名成员来自大学，一名来自受托人。这样的人员构成把投资决策的相当部分交到了受益机构自己手里，文件的意图大概是让最了解自身需求的机构主导投资方向。

冲突的引爆点是 一次表决。大学派出的两名成员联合提出动议：委员会指令受托人把信托全部资产投入大学自己的长期投资池。动议以多数通过，但不是全体一致——受托人一方的成员投了反对票。受托人的立场是：把全部资产集中于受益机构自己的基金，既造成单一管理人集中度，又混入了机构自身利益，服从该指令可能构成对其信义义务的违反。

受托人没有选择硬顶或服从，而是走纽约信托诉讼的传统路径：向遗属法院申请指令，请法院告诉它在两难之下如何行事。法院的回应支持了这种克制做法：受托人既已关注到服从指令可能违反信义义务，就必须像两名受托人对遗产管理意见不合那样，到法院寻求指示——而不是自行决定服从与否。法院作出指令后，受托人在该争议中胜出。

上诉分庭 2012 年维持原判。此后，本案进入美国指令型信托的继续教育教材，常与 Shelton v. Tamposi 并列：Shelton 案里受托人因为诉讼激进而被撤换，Rivas 案里受托人因为以请求指令的温和方式处理冲突而获得保护。两案合读，勾勒出美国受托人在指令型信托冲突中的行为分界线——主动对抗有风险，请求指令是安全通道。 委员会表决的程序细节在此案中具有证据意义：动议以多数而非全体一致通过，受托人一方的反对意见记录在案，这使受托人在法院面前能够清楚呈现其关切并非事后追认，而是表决当时即已提出。

该案同时揭示了投资顾问委员会的一个治理细节：多数表决与全体一致的要求之间藏着冲突的引信。当委员会成员本身存在利益关联（受益机构占多数）时，程序性门槛（如须全体一致）是防止指令权被利益多数碾压的关键设计；缺少这一设计，受托人的求援就是最后的防线。 本案亦显示了遗属法院指令程序在纽约信托实践中的枢纽地位：受托人把两难情形完整呈交法院后，法院的指令成为其后续行动的合法依据，诉讼风险随司法确认而消解。

法院把问题界定为受托人的两难：一边是委员会的有效指令，一边是自身的信义义务。在两者无法调和时，纽约信托法的传统答案不是让受托人自行取舍，而是把决定权交给法院——这既是受托人的保护机制，也是防止其擅自违反或擅自服从的程序纪律。

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强化了法院的结论：大学代表占多数且其指令直接有利于大学自身（投入本校基金），利益关联明显；程序上动议未经全体一致。受托人的反对意见并非基于单纯的业绩偏好，而是指向利益冲突与集中度风险，属于应经司法审视的关切。

上诉分庭维持的深层逻辑在于程序纪律的双重功能：请示机制既保护受托人免于在服从与违责之间被迫表态，也防止其借司法程序架空委员会的有效指令。法院明确表示，受托人的关切须指向具体的信义义务疑点，而非单纯的业绩分歧，请示才有审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