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老汇国民银行诉亚当斯：挥霍条款在美国法上的奠基之判

19 世纪的英美法有一根深蒂固的教条：财产权一旦授予，便随财产走。受益人对终身收益的期待是一项可转让的财产利益，债权人可以像追讨工资一样在支付前把它扣走。英国判例（如 Brandon v Robinson 所代表的『英国规则』）正是这样处理的：受益人的衡平利益天然可被债权人追及，除非信托条款使其在特定情形终止。

亚当斯的兄长对弟弟的债务风险心知肚明。他在遗嘱信托条款里写入了当时尚属激进的组合：收益每半年付给弟弟本人，但支付条件是『以免受其债权人的干预或控制』，收益不得被预期转让。受托人只把已付到亚当斯手上的钱视为他的财产。

百老汇国民银行不甘心。它向衡平法院提出诉请，要求在收益尚未支付时即予扣划清债。一审败诉后案件上诉至州最高司法法院。银行方的理论是：只要亚当斯对终身收益享有利益，该利益就是他的财产，债权人的权利不应被一纸遗嘱排除；若允许这类排除，富家子弟便可借信托逃债，债权市场将因虚假的表面财富而受损。银行的诉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常规操作：把受益人对未来收益的期待权当作可截流的财产，如同扣押工资一般处理。

首席大法官莫顿代表法院作出判决。法院从两个层面回击：第一，信托条款完全合法——出赠人以绝对处分权处分自己的财产，可以只给受益人一个『合格利益』（qualified interest）：在未来某个时点、以某种方式收受收益的权利，而非可即时转让的绝对期待权；第二，债权人无从抱怨——他们授予信用时本可查阅界定受益人利益范围的法律文件，没有权利依赖受益人从未拥有过的所有权。

法院同时明确了本案不触及的领域：委托人为自己利益设立的自益信托中能否写同样的条款，法院保留态度不作决定——这条保留意见后来成为『自益信托不适用挥霍保护』规则的历史源头。判决作出后，挥霍条款在马萨诸塞乃至全美各州迅速正当化，到 19 世纪 90 年代连最激烈的批评者约翰·奇普曼·格雷也不得不承认挥霍信托已成为美国法律图景的一部分。

法院的第一个支点是处分自由：出赠人对其财产享有绝对处分权，可以决定赠与的形态——把『收受收益』设计成一个未完成、附条件的利益，而不是一个已经完全归属、可被扣押的权利。

第二个支点是普通法禁止转让限制教条的适用边界：该教条针对的是对已完全取得的不动产或金钱利益附加转让限制，而本案限制的对象是尚未支付的未来收益，性质不同。

第三个支点是债权人保护的现实回应：债权人授信时可以查阅公共记录与界定受益人利益的文件，其信赖应建立在受益人实际拥有的权利之上；允许追及未付收益，等于让债权人取得出赠人从未给予的东西。

法院也自知此判背离英国主流规则，故援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Nichols v. Eaton（1875）中对挥霍安排的宽容立场作为同盟，并明确保留自益信托问题不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