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仁荣：捐37亿股票，比捐现金难——难的不是钱，是控制权

11月3日，胡润研究院在上海发布《2026胡润慈善榜》：豪威集团60岁的虞仁荣向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3000万股股票、折合37亿元，继2024年之后再度成为中国首善，历年累计捐赠已超60亿元（来源：胡润研究院，2026年11月3日发布）。反常识的是，他捐出去的不是现金，而是最牵动控制权的上市公司股票——而真正难的不是这37亿元本身，是捐股之后那些看不见的条款。

一、事实与时间线：一份以股票为主的榜单

先把数字铺开。这份榜单统计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的现金与股权捐赠，共30位慈善家上榜，比去年增加16位，合计捐赠129.5亿元，上榜门槛1亿元。虞仁荣以3000万股、折合37亿元居首；宁德时代曾毓群以公司名义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500万股股票、折合22亿元列第二；养生堂钟睒睒向福建省翔安创新实验室捐赠股票折合10亿元，列第三。按捐赠口径折算，37亿元对应3000万股，约合每股123元——这是折算值，不是交易价格。

方向上，教育仍是第一捐赠去向，占比从去年的60%升到69%；上海交通大学全年收获9位上榜慈善家合计37亿元捐赠，成为获赠最多的高校。胡润研究院的判断是：半导体与智能设备领域的实业家，正在接棒房地产与互联网，成为大额捐赠的核心力量。

二、关键决策点：他在三个约束下选了什么

第一个约束：捐现金还是捐股票。现金捐赠直接消耗流动性，股票捐赠保住现金，但要动持股结构。他选了股票。对制造业企业家来说，现金是产能，股票是筹码——捐股票等于把最难变现、也最舍不得的那部分拿出去，剩下继续经营的现金流一分没动。

第二个约束：捐给谁。是捐给现成的高校教育基金会，还是自设家族基金会？高校基金会有成熟的治理与免税资质，钱用得专业，但资金投向的控制权交给了基金会的治理结构；自设基金会决策权攥在家族手里，代价是治理成本、信息披露和持续运营义务全由家族自己扛。他选了前者——这也是榜单上69%的捐赠流向教育的共同背景：高校基金会正在成为中国大额股权捐赠的主要承接方。

第三个约束：什么时候捐。60岁、公司经营稳定期，而不是身后由执行人代为安排。股票捐赠要处理稀释、减持和表决安排，这些条款在世时亲手谈定，远比身后由他人代谈稳妥。

三、代价与结果：难在税和条款

代价之一是扣除限额的数学。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来源：《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个人公益捐赠的扣除限额是应纳税所得额的30%（《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37亿元的捐赠要想”吃满”税前扣除，一年的利润根本用不完额度——钱先出去了，税务上的确认却要跨好几年，这正是”捐股比捐现金难”的技术细节。

代价之二是持股与表决。3000万股离开个人名下后，对应的分红与表决权随受赠方的安排而定，具体的表决安排目前没有公开披露——这是股权捐赠比现金捐赠多出的一层不确定性，也是家族在做同类安排时必须提前谈的条款。

结果呢？教育方向占榜单69%，高校基金会成为大额股权的”蓄水池”；半导体与智能设备实业家接棒房地产与互联网成为捐赠主力。对虞仁荣个人，历年累计捐赠超60亿元换来的，是把一所大学的长期经费和一家上市公司的持股结构同时安排好的能力展示。

四、对超高净值家庭与从业者的三条启示

第一，捐股票之前先做税务排期。企业12%、个人30%、超过部分三年结转——大额捐赠要按3到5年做扣除节奏规划，而不是当年一笔扣完。第二，控制和影响力只能侧重一头：捐给高校基金会买到的是指定用途和影响力，自设基金会买到的是决策权和高昂治理成本；如果既想保留弹性又不想自建机构，慈善信托的备案路径更轻。第三，把捐赠写进家族治理文件。股权一旦对外捐出就收不回来，捐赠安排与家族信托、遗嘱、家族宪章的衔接应当一次排布，避免”先捐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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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资料来源为胡润研究院《2026胡润慈善榜》（2026年11月3日发布）、《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及信托之家2026年11月4日行业动态整理。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

本文封面为 AI 生成插画。